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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东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如今已经成为全国经济重要的三大增长极。早在2002年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城市蓝皮书》就指出：这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7.53%，土地只占全国的1.24%，但GDP却占全国总额的30%，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总额更高达73%。这说明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和增长不是个别城市经济总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在聚集和扩散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实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目前，深圳和香港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2万亿元，大约占中国经济总量的九分之一，已是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最大的经济增长与辐射极核。在珠三角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由于香港和广州的点线呼应，托起了诸如深圳、东莞以及珠三角西岸一大批的新兴城市，又由于深港、广州等中心城市辐射极核的形成，珠三角正在产生城市群经济圈的辐射和扩散效应，并且这种能极扩散的效应越来越明显。
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基本单位的全新经济竞争格局，决定了任何城市的定位都必须联系自身所在的城市群。就珠三角而言，正在形成的城市群的地域首先应该打破行政区划的观念，关注相关城市之间的经济、地域等相关性，因为城市群首先是一个经济圈和社会圈，不是一个行政区域。
城市群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集聚过程，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由于收益差异而导致由外围向中心的集聚，这种情况有可能造成外围经济的衰退，使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另一个是扩散过程，表现为生产要素由中心向外围流动，使区域不平衡差距缩小，并促进和带动外围经济。城市群区域内各个城市的集聚过程与扩散作用都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依托一定地域基础与物质条件，包括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基础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中又会产生城市扩散，构成城市群的布局形式。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伯吉斯（E.W.Burgess）认为影响城市向外扩散的有向心、离心、专业化、分离等因素。霍伊特（S.Hoyt）则强调了交通易达性和定向惯性的影响。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霍利（Hawley）于1981年提出以下对城市扩散作用的影响因素：A、绝对的人口压力；B、城市中心诸功能之间专业化和相互竞争的发展，把不具优势的职能向外驱逐；C、物质结构的老化；D、短距离运输方式的革命。
尽管城市群内各市呈现能级均衡态势，但各市的区位、规模、技术知识与人才等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各市的创新发生不均等。城市群内总存在一个或两个核心城市，作为增长极核。大多数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都发端于增长极，然后辐射到整个城市群。
在这种城市群均衡的主导路径中，增长极进一步发展是轴向扩散。从城市群发展过程看，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成斑点状分布。这种经济中心既是区域的增长极，也是点轴开发模式的点。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逐渐增加点与点之间由于生产要素交换的需要，需要交通线以至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相互连接起来，这就是轴线。轴线一旦形成，对人口产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人口、产业向轴线两侧集聚，并产生新的增长点。点轴贯通，就形成点轴系统。点轴开发是城市群自发形成与演进的主要模式。
点轴系统比较完善的城市群，可进一步开发可采用网络扩散模式，构造现代城市群空间结构。网络开发是城市群已有点轴系统的延伸和强化，可增加城市群各城市（镇）、各地域之间，特别是城市（镇）与地域之间生产要素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促进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
而点轴网的形成，亦即点线圈的形成，在城市群的能极增长上将发生几何级数的飞跃，即产生1：3：9的能极效应。
就目前的情形看，深、港与珠三角、甚至泛珠三角之间由于产业关联和经济关联引发的巨大经济流量，形成点轴网，包括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商品流等等将会对周边城市和地区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包括城区的总量增长、存量优化、增量扩张、流量扩大、质量提升，由此使得整个城市群能极呈现几何级数的飞跃和提升的前景非常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