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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室最近组成调研组奔赴全国各地，就房地产问题展开调研，调研成果将向总理汇报，为下一步的房地产政策提供参考。牵头组织此事的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表示：“房价越来越高，与住房过分强调市场化，忽视社会保障功能有关。”任玉岭主张，政府应为占居民人口70%-80%的工薪阶层提供经济适用房，少数高收入家庭可以购买商品房。应当将70%的土地供应给经济适用房，其中的30%用作建廉租房，对商品房的管理则可以完全放开。
任玉岭所言是直面社会现实。近年来，我国在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市场化等方面的尝试饱受质疑：教育产业化做法早已被有关部门明确否定，因为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是一些贫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学。医疗市场化改革在2005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基本不成功”。住房市场化同样滋生出诸多问题，用任玉岭的话说，就是“片面强调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功能，忽视了对居民住房的保障功能。特别是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提出来，使其居住功能弱化，创利和寻租的功能被强化”。
从目前的房价来看，不仅低收入者买不起，中高收入者实际上也很难买得起。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00个城市、5.5万户家庭收入情况所作的统计调查，2004年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42元、6024元、8166元、11051元和20102元，这些家庭就业者人均工薪收入分别为每月441元、729元、988元、1337元和2432元。即使以中高收入者的薪水来看，一个三口之家即使不吃不喝不穿，买一套价值50万左右的商品房也需要20多年，远远高出世行认定的房价与收入比4－6的标准。
事实上，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房改23号文，所设计的住房供应体系，就是城市80％以上的家庭由政府供应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供应高价商品房。这一房改设计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只是到了2003年，建设部出台的18号文把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改成了“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导致房地产供应被开发商垄断。
我国1998年时的房改设计与新加坡的做法相仿。新加坡政府规定，占住户总数3%的富人由开发商提供住宅，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让金，入住后收取高额物业税，而对占住户总数80%的中低收入者提供由政府控制户型和房价的房屋。同时，对占住户总数8.5%的困难户供应由政府补贴的60－70平方米的房屋，对占住户总数8.5%的特困户租给42平方米左右的房屋，每月仅收十几新元房租。新加坡设计的这种住房体系，很好地解决了国民的住房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建议，与1998年国务院23号文的思路基本相吻合，由政府作为住房的供应主体，确保公众居者有其屋，只留下大约10％的商品房由开发商建造，如此，就能实现住房保障与住房市场化的同步进行，避免因开发商哄抬房价、追逐暴利，制造住房民生危机。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住房保障交给市场，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法律甚至把住房与教育、健康并列，赋予其“可抗辩居住权”，承诺政府将增加住房建设投入，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
经过2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政府有实力承担起住房保障责任，解决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提高全体国民的敬业精神，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任玉岭提出的政府为占居民人口70%-80%的工薪阶层提供经济适用房的建议，是具有可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