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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再敦促中国采取符合市场规律的自由汇率制度之际，联合国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却指出，中国如果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政策，人民币非但不会如预期般升值，还可能会贬值，从而最终令全球失衡更加恶化。
联合国发权威不同声音
“简单地压迫中国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可能只会适得其反。”在15日发表的一份代表联合国立场的政策声明中，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现任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差这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们表述。
素帕差分析说，因为中国的利率仍相对较低，因此如果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很难说人民币就一定会如美国希望的那样出现升值。相反，在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后，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必然会大大放开，由于中国的利率在国际上相比仍较低，因此，与日元和瑞郎的情况相似，人民币可能成为套利交易的目标，即很多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投资人可能转向海外投资一些更高收益的资产，进而导致人民币贬值，后者也将给予中国出口商更大的竞争力，从而可能令全球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是个好事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素帕差的表态，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了充分的赞赏。他表示，和目前西方国家“一边倒”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和预期相比，类似素帕差发出的这样权威的不同声音，有助于大家在汇率问题上作出“更理性的分析”。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今年1月发布的一篇专题论文曾指出，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其均衡真实汇率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从而“人民币被低估”的说法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是恰当的，但一直以来人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失调程度都估计过高。”
放开会诱发人民币套利交易
素帕差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屈宏斌指出。他表示，在许多主张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市场化的人看来，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下的“双顺差”是人民币需加快升值的重要原因。“但是要注意到，现在的双顺差是发生在资本项目未实现自由流动背景下，一旦中国在资本流动上放松管制，客观存在的利差就会带来套利空间。”
屈宏斌表示，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还只能通过QDII等有限渠道涉足海外资本市场，“民间要求分散储蓄的需求还未被释放，”一旦资本流出的口子放开，可能出现的人民币资产流向海外外币资产的量会不小。
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则表示：“据我们所知，有很多中国公司想到海外投资，但由于外汇管制和审核等因素而不能如愿。”如果资本管制放松的话，这些企业会加快海外投资的步伐。
屈宏斌算了一笔账，以当前中国30多万亿元的人民币储蓄计算，在中国资本项目放开后，即便只有10％的人民币资产流出，那也将达到4000亿美元。“即使分四年每年流出1000多亿美元算，也基本可以抵消外贸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那时候人民币可能面临的就是贬值压力，而非升值。”
全球失衡不等于中美贸易失衡
当前全球失衡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后者的经常账赤字在2006年超过了8500亿美元。素帕差指出，不可否认，解决经常账失衡不能在不对需求模式和汇率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得到纠正，“但我要强调的是，现在的失衡是‘全球’问题，而不是仅限于美国和中国”。素帕差指出，除了中国之外，日本和德国也有巨大的经常账顺差，两国在2006年的顺差额分别高达1700亿美元和1500亿美元。
“实际上，相比1996年，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以及那些拥有巨额经常账顺差的国家中，只有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小幅上升，换句话说，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实是被削弱了。”对于其他三个同样有着巨大顺差的国家———日本、德国和瑞士，尽管其官方都被认为是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币值相比过去实际上是下降了。
鉴于日本和瑞士等国的教训，素帕差指出，认为“汇率自由浮动是解决外部失衡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他指出，中国当前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旨在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最终得到很好落实，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再平衡，从而减少过高的贸易顺差。
■记者观察
新兴经济体亟待实质参与IMF决策
□本报记者 朱周良
尽管在去年的年会上，IMF通过了提高中国等四国投票权的决定，但相比美国的近20％和西方七国累计近50％的投票权，中国不到3％的投票权仍少之又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也一样。这在实际上也剥夺了占全球经济比重越来越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IMF汇率安排等重要决策的权力，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全球失衡。
联合国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自由浮动反而引发人民币贬值的情况，是因为“缺少实行多边汇率制度的有效机构安排”，也就是说一国汇率水平应基于国际体系，而不是仅仅反映国内因素。“这就牵涉到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差向IMF和世行会议表示。
事实上，尽管美国力推IMF加强汇率监管职能，但当前IMF的汇率政策监督并未有效针对主要的顺差和赤字国家。相反，IMF仍只局限于其最贫穷的那些成员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但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目前在IMF中所获得的实际发言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力严重不足，所以这就迫切需要IMF对其投票和份额体系进行彻底改革。”素帕差说。
专家指出，IMF未来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应该适应世界经济的最新发展，必须全面反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这些国家占全球实际产出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的比重。
IMF目前的投票权分两部分：基本投票权和加权投票权。出于公平考虑，IMF给予每个成员国等量的基础投票权。但加权投票权则不同，依各国缴纳份额而定，多缴多得，而份额又是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确定的。
正是受到这样的双重机制影响，时至今日，发展中经济体在IMF中的话语权已严重缩水。从1944年成立以来，IMF的投票权总量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则从当年的11.3%下降到如今的2.1%。“一国一票”的原则已彻底让位于“一美元一票”甚至“10万美元一票”的原则。
素帕差指出，IMF投票权改革对发展中世界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在去年的新加坡会议上迈出了调整的第一步，并且同意将基础投票权扩大一倍，但当前的体系仍对发达国家有利。“投票改革不应该仅仅着眼于短期的调整，而应该引入一种固定机制，在中长期内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
针对基金组织的份额和发言权改革问题，代表中国出席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指出，改革要同时实现使份额分配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加强低收入国家在基金组织的发言权两个根本目标，改革结果应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