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国学者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贫穷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浪费国家”。此言不假。

　　在中国各地的餐馆里，到处可见讲排场、讲面子、比阔、浪费的局面，餐桌上整盘整盘的菜倒掉。难怪中国餐饮已经连续15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

　　当然，这只是“小浪费”。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畸形化是“大浪费”。据报道：2004年，中国大陆公车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元，还有公费出国30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1/3以上。

　　广东陆丰市某豪华公宴一桌吃掉15万元，还赠送礼品，开餐费发票，包括10万元一块的劳力士手表。广东清新县教育局以人头马招待扶贫志愿者。新快报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就拥有172辆公车，市科技局日常支出达1.58亿元，工商局的台式电脑预算每台竟达2.5万元。

　　现在基层的公车基本都是索纳塔、捷达、飞度，甚至是丰田，车费可以随意报销。老百姓即使再有钱，都说：我的车哪比得上公车？公车是用公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公车私用基本全面失控。

　　除了“三公”消费，其实还有公款建房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谓“四公”消费正如火如荼。沈阳客运集团前总经理夏任凡动用公款2000万建私人庄园；国家级贫困县准格尔旗政府为旗领导建9幢别墅；河南信阳“农开扶贫办”为领导建豪华别墅；河南濮阳县领导及各局委的头头们动用公款建豪宅，最大建筑面积达６００平方米……

　　甚至四公“大浪费”也不算什么，中国还有更大的“特大浪费”———大量的政绩工程、停建缓建工程、烂尾工程、错误决策工程、浪费工程。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七五-九五”期间政府投资的失误率为30%。另外，大量的国债用在了没有回报的形象工程上。

　　重庆黄金镇的“天安门”投资500万元，而该镇的财政收入仅为400多万元；山西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检察院办公楼造价2000万；河南郑州惠济区耗资6亿元建成“世界第一区政府”，而该区一年的财政收入仅2亿元；浙江安吉县透支十年财力，建成30万平米的政府大楼，县城中心的广场投资1.2亿元，面积相当于天安门广场的3/5。

　　据《法制晚报》2006年10月18日报道：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仅为30年，建了拆，拆了又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建筑平均寿命为130年。2007月2月12日下午3时，只用了18年的沈阳三大标志性建筑之一、“中国足球福地”———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又被爆破。

　　据《南风窗》2004年8月16日报道：2003年经过对526个使用国债资金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审计发现，在已经建成的320个项目中，有32个没有运营，18个试运营，开开停停，69个没有达到设计生产能力，34个存在严重问题，各项问题率达到50%。

　　中国大多数的国有工程项目开工前都没有像样的“可行性报告”，作为行政下级的设计院、研究院也不可能得出“不可行”的报告，一些地方甚至对持不同意见的专家进行排斥打击。于是，一个个的国有投资黑洞数不胜数：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无法形成规模；中州铝厂投资19.8亿，负债35.2亿；中原制药厂投资13.26亿，负债30.6亿；珠海机场投资95.6亿，可没有多少乘客；湖北荆襄化工投资40亿，无人收场；二滩电站过木机道工程耗资12.6亿元，被废弃；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亿元；黑龙江政府投资5.6亿元的牡丹江煤气工程因盲目建设、管理混乱而停产；黑龙江子午胎项目投资十几亿，建成后每年亏损3亿元；沈阳投资几十亿的浑南市场报废；投资5亿元建成的辽宁轮胎厂载重子午胎项目一运行就陷入了困境；吉林化工花几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项目，产品没有销路，4万职工下岗；投资30亿的吉林1号工程“大液晶”项目刚建完即陷入困境……。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但我们勤劳而不富裕，浪费成为中国人富裕的头号杀手。

　　为了遏制国有浪费，我建议修改刑法渎职罪，使之适用于国有企业负责人，并且设立浪费公款罪，出台渎职罪和浪费公款罪的实施细则。

　　遏制浪费，还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媒体的监督，以及建立问责制度。国家应当立法保护举报人、鼓励老百姓举报浪费公款的行为；应当建立公民财政诉讼制度或者叫纳税人公益诉讼制度，鼓励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起诉浪费公款及腐败行为；应该允许人民利用网络查询各个单位的公用支出，比如招待费、燃油费等。还应当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和财政责任追究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