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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重读《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时读到《大败局2》的。读《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带给我一股快感，但读《大败局2》，让我时常陷入一种悲悯的情绪中，那是一种对历史的无奈与惋惜。
这样两本书所记录的人物和故事，恰如两个硬币一般，都拥有诱人的光泽，他们本可以相同，却在抛向空中的过程中，展现了正反截然不同的结果。
泰罗德在他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开篇写道：美国人最擅长的是开办公司，事实上，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过去的30年与100多年前的美国似曾相似。当年，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无处不在的商机，也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卡内基从古老的英国来到美国匹兹堡，在一片旷野之上，建立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钢铁王国。“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钢产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但当卡内基在1900年隐退时，美国的钢产量已是英国的两倍，而其中大部分是出于卡内基的工厂。”卡内基式的成功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古老的国家仍然像蜗牛一样缓慢地前行着，而崭新的美国却高速超越了他们，”卡内基的这句名言缔造了一个标准版的美国式成功案例。甚至可以说，在卡内基之后的福特、老沃森、伊士曼等都是在同样光环的照耀下，成就了一生的伟业。
与美国版的成功相比，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在营造一个几近相似的故事场景：“这里杂草丛生，但每一片草叶下都隐藏着商机；这里的小路有一些界线，但那根本挡不住人们穿越草丛的决心。“以今天的目光看来，中国过去不到30年间涌现的商业机遇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你举起猎枪随便往哪个方向射击，都能射下一排猎物。”这是1996年英国小伙子胡润来到中国后的第一个感觉，他的这个直观感觉指引他也成为了中国传奇的一部分，当然，更大的传奇还在别处。
与卡内基相似的是，2002年， 39岁的戴国芳也梦想着建一个钢铁帝国，他把地址选在长江边的江苏一隅，他把目标定为“三年超宝钢，五年赶浦项”，宝钢和浦项分别是中国与韩国最大的钢铁厂，位列全球第五和第三位。戴国芳并非随口吹嘘的人，如同多数实业型的企业家一样，他的行为证明了他更是一个行动者。但是，等到2004年4月，戴国芳却将自己送入了监狱，“一个钢铁梦想在飘摇迷离的江南烟雨中化为一道浓烈而不无哀怨的雾气”，吴晓波用这样的文字祭奠着一个中国企业家破灭了的梦想。
同样是钢铁，美国的卡内基成功了，中国的戴国芳却失败了，这便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读《大败局2》，多的是这样的感慨：46岁的仰融曾经无限接近他的汽车梦想，但最后他只能在太平洋彼岸怅然遥望当年；63岁的赵新先如今只能在笔架山的看守所内度日，但曾经，他却是中国最大的中药集团的掌舵人，并且创造了至今难有人企及的奇迹；还有顾雏军，他的制冷王国曾经雄霸神州，最后琅铛入狱做了阶下囚……所有的这些故事似乎都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滑落，令人不由得去设想，假如有“如果”，是否结局会截然不同？
只是历史不容假设，吴晓波在他的《大败局2》中将所有这些失败的案例称之为“中国式失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要么是政商博弈的牺牲品，或者在对原罪的追讨中成为“罪人”，亦或因缺少“职业精神”而最终落幕，成为过去几年中中国最悲悯的传奇。
今天，中国也正走在通往经济强国的道路上，从古至今，历史在造就成功的伟人时也在确定失败的落魄者，人们唯一需要总结的是经验，因为如果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便是最大的悲哀。2001年，泰罗德在总结美国巨人的成功之道时，点出了美国式成功的原因所在：“这些人在这个国家享受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而周其仁教授在评点铁本公司因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而被勒令关闭时的评语是：“回头看历史，戴国芳要庆幸我们国家正在向着法制国家的方向走才对”，中国，还在前行的道路上。
读完《大败局2》，自然会联想未来还会不会有《大败局3》、《大败局4》？我忽然感到了这个问题的沉重性，恐怕这不会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无论如何，我期待吴晓波日后能写出“影响历史的中国七巨头”，而不再是大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