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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波
我第一次遇到凌志军这个名字，还是10年前读到《交锋》的时候。那本书正面描写了“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曾轰动一时。之后，凌志军陆续写出了《变化》这样的时政类书籍以及《追随智慧》、《联想风云》等商业史类图书。不论观察的重心在哪里，他的写作总有一股冲击力。
如今，他又推出《中国的新革命》。准确地说，这本书写的是中关村20多年来的“革命”和变迁。当然，中关村的变革历程不过是个切入点，折射的是整个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巨大的变化。其实，这个书名并非凌志军原题，而是出版商的意见。如果撇开“革命”一词的语境中容易产生的“暴力”的色彩联想，也撇开出版商可能怀有的在视觉上给读者以冲击的商业目的（尽管这也无可厚非），这个改动抓住了作者想表达的思想内核。既然中关村是一个处在复兴进程中的国家的缩影，那么中关村的“革命”自然也就是中国的“革命”了。从生产关系的破坏与重建、社会结构的突变、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政府的职能变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其中含有的革命性的意义，而不是小修小补式的改良。
综观全书，有三个点值得一议：一是极为厚重的史料价值；二是对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度着力；三是对中关村人（包括建设者、创业者、管理者等）的价值取向的深刻揭示，也就是在文化上对“革命”的原动力作了梳理。
史料的价值，不在于往昔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原生态上的简单再现，而是如何保留住历史的核心部分，扬弃细枝末节。
不用说，联想集团、中科院、互联网、海归群体等都是描述中关村历史时不可回避的符号，陈春先、柳传志、倪光南、王选、李开复、张亚勤、王志东等人，以及管理着中关村的政府主要官员们，是这个非虚构故事的核心主角。凌志军想尽量客观地去叙述他们的故事，但笔下又往往会掺入自己的判断和议论。这些故事、这些人物，并非无序地被动出场，而是被置于时代剧烈转型的大背景当中。
谈及本书的史料价值，还必须提到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这个人物。刘志华在2006年已被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并因为被检方指控涉嫌违纪违法而锒铛入狱。按照惯例，对于到目前为止尚未具体量刑定罪的高级官员，一般总避免去正面描述的。但《中国的新革命》没有回避刘志华，书中对于这个平民出身的前高级官员甚至不乏肯定之处。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尊重历史的，也是有胆识的。既然作者认为刘志华在中关村的历史中有理由留下一笔，如果刻意忽略，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凌志军一直深切关注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他曾经这样说过，改革寄望于民间力量。我想，在写作《中国的新革命》时，他对改革的理解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就中关村的发展来说，政府的职能改革既有政府主动作为的一面，也有民间力量的倒逼与推动。在中关村这个地方，有人来到这里创业，就有着现实的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而中关村的管理者唯有做好了服务工作，创业者们的梦想才更有实现的可能。事实上，中关村的活力，恰恰来自于创业者们的成功。
书里记录了历届中关村管委会官员们的作为。在中关村的土地上，这些政府官员或主动或被动地实践了政府体制改革的追求。管委会原副主任赵慕兰曾这样概括：给他行政审批权少一点，他就会服务。这句生动的概括，点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书中没有用理论来论证政府改革的命题，作者的武器是事实。
本书充分赞美创业者们的梦想，肯定人性中“私”的欲望。这种肯定在价值观念上是一种突破，也正是中关村能够实现“革命”的原动力所在。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也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当然，政策的突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国人思想的解放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哲学与行为未必可取，但是对于“私”的价值观念突破，还是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过去的几部纪实畅销书，为凌志军赢得了“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的美名。稍微注意就能发现，在《中国的新革命》里，依旧能看得到《光荣与梦想》留下的影子。
如果要说这本书中有什么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以为，中关村20多年来的历史，只能算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局部的缩影。中关村里发生的故事与问题，远远不能涵盖当代中国的诸多难题。因此，更准确地说，中关村的“革命”史，只是从一个局部映射出了处在改革与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历史———显然，后者要远比前者更为复杂诡谲。
不能不提及的是，或许是多年的辛劳之故，在本书写作后期，凌志军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疾病。他和他的亲人正在经历病魔带来的人生中最艰难时段。笔者在结束这篇本文时，想特别为凌志军先生祝福，请他多多保重，争取早日战胜病魔，恢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