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怡
提到“二元经济结构”，人们总会想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即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同一社会中会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城市中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形态和农村中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形态；传统部门主要指具有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低等特征的农业部门；而现代部门则指具有相对技术水平高、劳动生产率高和收入高等特征的工业部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揭示了任何一个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概念最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经济学家们提出，最终在刘易斯手里成形，后来又经过费景汉、拉尼斯和托达罗等学者的发展而更趋于完善。
但是，在关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结构的同时，另一类二元结构同样不容忽视，它对人们在选择发展路径影响并不弱于前者。
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经济部门之间，也普遍存在于部门内部，尤其是技术和资本都密集的工业部门内部。在工业部门内部，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差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发展经济学家们专注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不久，另有学者开始关注工业部门内部的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二元经济结构。
与刘易斯传统的二元部门不同，正规部门指的是工业部门内部要遵守政府各种规章条例、雇工受劳动法制约、须承担税收义务并以资本密集和规模生产为特点的现代化企业群体；正规部门在资金需求方面很容易得到金融信贷支持，但在其内部很容易存在寡头垄断和不完全竞争。而非正规部门指的是工业部门内部那些生产技术和方法简单、逃避政府规章条例管制、逃避税收和劳动法制约并以劳动密集和生产规模狭小为特点的企业群体；非正规部门的资金需求很难得到金融信贷支持，其所属企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非正规部门”这一概念最先由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家Keith Hart提出，但最早展开系统研究的却是国际劳工组织。Keith Hart将非正规部门看作是城市中正规劳动市场以外的就业部门，这实际上囊括了正规的工资途径以外的所有谋生方式。国际劳动组织在1972年完成的就业报告中系统分析了非正规就业部门的特点，认为其主要特点是规避国家管制和税收，并肯定了它在增加就业机会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经过几十年发展，非正规部门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在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原因以及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学者们已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成果。
1980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学院教授J.C Breman 在《非正规部门研究：理论与实践》（The Informal Sector in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中，认为工业化水平和生产率低以及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是发展中国家城市中非正规部门乃至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二元结构存在的原因。
1990年，荷兰经济学家Piet H Renooy 在《非正规经济：含义，度量与社会影响》（The Informal Economy: Meaning, Measurement and Social Significance）一文中，从结构性因素和机会性因素两方面揭示了人们倾向于选择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原因：结构性因素包括人们所受到的资金压力、社会压力和制度限制等；而机会因素又包括教育程度、人际关系和生活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以及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等非个人背景因素。
1998年，Johnson S.等美国经济学家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解释了拉美国家非正规部门存在的原因：高税收、法制不健全和腐败横行。
2002年，加拿大经济学家David Emerson提出，因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力度和范围会更大，也就是说，有更多寻租行为存在，它导致了更多的腐败，也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更广泛的非正规部门存在。
关于对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关系的考察，学者们是从经济周期的影响这一角度展开的，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是逆经济周期的，在经济繁荣时期，正规部门获得发展，从非正规部门吸收大量劳动力；而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工资刚性和生产成本增加，正规部门的生产规模会缩减，大量劳动力会从正规部门流向非正规部门，从而促使非正规部门发展。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以世界银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首席经济学家Maloney为代表。他在研究了墨西哥的经验以后认为，确实会有一部分非正规部门在经济繁荣时期因为劳动力转向正规部门而萎缩，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因劳动力加入而壮大。但这部分非正规部门只占很小一个比例，而大部分非正规部门会因其自我就业的性质而呈现出顺经济周期的特征，即在繁荣时期壮大而在衰退时期收缩。
对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二元结构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影响，因而在表面上看来前者似乎是后者的延伸和深化，但实际上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对前者的研究是对后者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尤其是在中国这样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区分明显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