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国资委首次普查全国国企职工收入状况的一纸通知迅即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不但报章网站，专家学者纷纷解读，就是街头巷尾，也成了老百姓议论的话题。

　　笔者所关注的，则是国资委在通知中明确宣示，这次普查的目的，是要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企业工资共决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这就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信号，政府已经开始正视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力图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分配比例，从“藏富于国”、“藏富于企”向“藏富于民”过渡，一方面，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又确保老百姓充分享受中国人民在创造财富中所形成的硕果，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这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信号，透露了诸多值得关注的信息。

　　其一，困扰多年的国有企业内部激励机制问题将得到缓解。根据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司连续8年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持股状况综合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年薪榜最大的变化，就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水平首次高于民营企业。在各公司最高年薪排行前20位中，中集集团、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国贸等国企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都排在了前10名，而位于上海的两家国企上市公司中化国际和浦发银行也排名第15和第16位。公司高管中最高年薪在200万元到500多万元不等。这些数据都是出自4月30日前公开披露的1391家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年报中涉及高管年薪、持股数等有效数字，所以它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这里仅仅是指薪酬，还没有加上股权激励方面的持股数量和市值统计。内部激励机制，不仅激励“头”，而且也要激励“基层职工”，这正是建设和谐社会最起码的基础条件。

　　其二，国有企业中垄断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这些年来，薪酬水平与行业关联度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和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其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这是有目共睹的。前段时间，社会上关于“高速公路收费员年薪十五万”、“银行看库职工年收入十万以上”等传言，可能夸张了一些，但决非空穴来风。除了金融、保险、银行、证券、电信、烟草、民航、公路收费等一批国企职工的平均工资要比市场平均工资水平高出一截之外，一大批劳动密集型、完全竞争型行业的国企职工收入水平却十分低下，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笔者去年曾在大兴安岭林场，亲眼目睹那里的林业工人真正拿到手的月工资只有两、三百元，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工资收入水平“隔行如隔山”，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是该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其三，居民消费水平低的现象可能得到改观。经济学家樊纲最近在回答“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有关问题时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现在大家一说储蓄高、消费低，都说居民不消费。可是中国居民不消费也不是事实，这些年基本保持在72%到75%之间，相对稳定。那么储蓄率为什么不断提高？按照GDP来计算，居民的消费率已降到40%左右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中下降了。谁在提高呢？政府在提高，从10%提高到24%；企业未分配利润在增加，从13%上升到18%，这两年还会提高，会达到20%左右。这就是说，这些年储蓄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在提高，而不是居民储蓄在提高。他说，“中国人不消费不是因为有钱不花，而首先是因为没有钱，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给居民的钱太少，比重太低。对此，要统筹考虑税收、财政的改革问题，怎么更多地藏富于民，使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平衡。”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消化这部分“剩余储蓄”，很可能是本次普查一个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