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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周良 华盛顿报道
辗转20多小时抵美
本报记者昨晚夜探会场
辗转20多小时到华盛顿，虽说很累，但由于时差还没调整过来，睡了没几个小时就在半夜醒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索性带着相机到会场去探探情况。
本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未安排在财政部举行，而是在离华盛顿纪念碑不远的美国环境保护署大楼。记者来到这幢名为Andrew W. Mellon礼堂的大楼时，正门铁栅紧闭。一打听才知道，一般这个门是不开的。按照一位路人的指示，我来到大楼的边门，这才看到有不少工作人员在忙碌。趁着保安不注意，我悄悄地走了进去。十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忙着铺红地毯和摆设。里面只有一个大厅，一端的高处设有几排座位，估计是给媒体留的。在一旁的小房间内，美国财政部的工作人员正在一张桌子上清点会议代表的胸牌。正想多拍几张照片，一位保安模样的人看到了我的行踪，把我“请”出了会场。
闲着无事，我又在附近跟一位黑人保安闲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这幢建筑平时都关着门，只有在“重大活动”时才用到。如此看来，美方对这次对话似乎还是足够重视的。
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的开幕式上，美方特别邀请了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致开幕词。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上个月，基辛格在论及中美关系时还再次强调，“我们需要中国崛起”。邀请基辛格致开幕词，似乎也是美方主动“示好”的表现。当然，中国在会前也没闲着，不管是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还是派贸易团赴美采购，乃至上周的宣布入股黑石基金，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促进中美经贸进一步发展的友好举动。
不过，正所谓“先礼后兵”。本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况且保尔森早就放出话来，要让吴仪直接跟美国国会谈谈。保尔森坦言，国会的人在会谈中说的话“肯定会是不中听的”。而大摩经济学家罗奇此前更惊呼：美国的保护主义列车已经出站。可想而知，与国会的对话，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顺差的问题上，中方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当然，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也会更响亮地提出我们的主张，譬如要求美方实实在在地采取措施促进国内的储蓄，后者被广泛认为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所在。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1日上午离开北京赴美国出席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国务院部分部门负责人随同前往。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将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今明两日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将主要围绕贸易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开放、能源安全与合作、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等10方面议题进行讨论。
□本报记者 朱贤佳
阵容强大
10余部委负责人随同
随同吴仪参加此次战略对话的阵容十分强大，包括财政部、商务部、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国土资源部、环保总局、质检总局等10多个相关部委。吴仪副总理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各相关部委负责人也将进一步就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主要问题释疑解惑。
此前，美国财政部也公布了参加对话的美方人员名单。名单中除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外，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劳工部长、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能源部长、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等也将出席会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将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词。
据介绍，此次会议将回顾中美双方举行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并将继续讨论如何控制经济失衡以确保全球经济增长、广泛开放市场、能源安全与合作、环境保护和创新等话题。
去年９月，中美启动了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话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心的双边以及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每年举行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第一次于去年１２月在北京举行。这一对话机制已成为两国就事关双方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的重要平台，在两国经贸关系以至整个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前景乐观
建对话机制体现互信
将参加本次对话的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说，在本次对话中，美国劳工部的角色将集中在平衡增长方面。她说，劳工部将与中国代表团分享美国在建立社会保障、评估失业状况等社会安全网络方面的经验，以此促进两国间解决战略性经济不平衡的问题。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表示，尽管不能冀望此次谈判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增进双方了解将为解决双边贸易摩擦以及其他经济问题上的分歧起到积极作用。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任徐明棋也对记者表示，中美双方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建立这样的对话机制，能更有效的解决争端和争议，对中美双方都是互惠互利的。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曹红辉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于稳定双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对于中美双方提出的各类要求都不能简单视为对抗行为，而应看到由于业已存在的相关利益，双方进而产生对话的需求。
对于这次战略经济对话可能取得的成果，专家们认为“有理由表示乐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说，对话不只是经贸方面的对话，更重要的是中美信任机制的建立，建立“双方共同体”意识。
当前，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度不断提高，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统计，２００６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２６２６．８亿美元。
■新闻观察
开放市场首应体现“双向”要求
□本报记者 朱贤佳
“中国将积极应对美国政府的各种压力，但不会被牵着鼻子走。”上海社科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徐明棋用这样一句话表明了他对本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将作出何种姿态的推断。他表示无论是在解决贸易争端，还是促进市场开放，中国都要求一种对等的权力，不会一味地跟随美国为我们制定的节奏。
“双赢”有利于更好合作
徐明棋表示，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开放国内的金融以及电信市场，但这种开放是“双向的”，既要允许国外的资本流入国内市场，也要让中国的资本能顺利“出口”。“中国在为这种开放作出某种安排，但绝对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中国的确在作出计划稳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但绝对不可能如美国所愿，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打开了大门。没有哪个国家这么干过，全球资本都等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门外，一下子涌进来，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国内一些专家则认为，在金融市场方面，接受更多的外国竞争将形成“双赢”局面，对中美都有利。
之前分析人士就表示，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不同的是，以往总是美国向中国提出要求，这次中国也会向美国方面提出要求。据预测，中国可能会要求美国开放自身国内市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中资银行申请在美国设立营业机构多次被美方拒绝。
美联储等监管机构从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资产率、信息披露、反洗钱措施等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预计中方代表会在这次战略经济对话上提出美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要求。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金融企业不可能对美国大量投资，但进入美国市场毕竟是中方的权利。美方没有理由在压中国市场开放的同时，以国内法、联邦分权为理由，关闭本国市场。
中国电信市场开放一直以来是美国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美国希望中国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出的全面开放国内电信市场的承诺。3G是电信开放的敏感问题，美国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国内运营商自主选择3G标准。中国信息产业部在今年电信日上宣布CDMA2000和WCDMA都将成为中国3G标准的表态就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徐明棋说：“开放金融电信市场也是中国经济的内在要求。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对推动国内的电信市场也是有利的。”
此外，在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问题上，中国方面也可能一改过去为人民币升值进行防御性辩护的立场，转而要求美国方面不要故意实行美元贬值的政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人民币相对其他国际货币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升值，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元贬值也可能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指出，由于美英在国际传媒界占据强势地位，美国政府也很善于借助媒体造势，且中国媒体从业人员中通晓英语者日众，致使媒体界人士自己在内的国内外公众普遍容易形成每次中美之间的经济磋商都似乎只是美方向中方提要求的印象。其实，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一样，是两国平等协商的平台，并不是美国单方面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照单全收的场所，平等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本特征。
人民币升值美国“更受伤”
摩擦从来就比平和更能吸引眼球，每次中美经济对话前，那些近期性的问题、特别是双方发生了贸易争端的一些问题总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将近两个月以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似乎有一点恶化。今年3、4月份，美国分别向中国的反补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向WTO提出了诉讼，中国方面对此感到非常的不满。但是另一方面，中美双方的高层对话又一直十分顺畅。中美双方之间这种充满矛盾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呢？
徐明棋表示，毫无疑问，双方将会在此次对话中达成某种妥协，而且中国也在不断改进自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向中国提起的诉讼更多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姿态。目前，民主党掌握的国会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改善美国国内的贸易逆差。贸易问题已经成为悬在美国政府头上的一把剑，其尖锐程度仅次于伊拉克问题。
当然，保尔森十分清楚，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前提下，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了。“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会继续上涨，而不会下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在美国国内大部分是不生产的，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消费也不会大幅下降，充其量部分需求转移到印度或者巴西这些国家。”徐明棋说。
此外，美国近期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决定了美国人的消费欲望不会降低。因此，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元急速走贬，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远大于对中国的经济冲击。但这对中国国内的出口企业而言，的确是利空。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也称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最重要的是一种互惠关系”。“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以价廉物美的商品为主，客观上帮助美国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中国又把很多出口的外汇收入通过投资美国国债等形式，返回给美国，这也使美国的经济得以维持低利率，当然对美国的经济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种非常相互依赖的良性循环，所以是一种互惠的关系。”
胡祖六表示，但是贸易问题的政治化也给了布什政府越来越沉重的压力，“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中美贸易应该说充满挑战和风险，但也充满机会。这种机会就通过这种高层，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把战略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方，能够通过理性的、积极的磋商与对话，把一些问题能够化解，把一些风险因素能够消除，从而使两国的经贸关系能够继续健康地、良性地、快速地发展下去。
对话更着眼于中长期效果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对记者表示，战略对话并不是着眼解决眼前问题，更应着眼中长期的效果。建立起双边的交流更重要，这种交流已经涵盖了所有的经济领域和部门。“这种对话机制也促使美国政府与国会更好地交流，加强对中国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解决分歧。我认为，中美这次的对话不太可能达成某种突破性的协议，更不会有意外的惊喜。”
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始前，中美官员都在刻意淡化外界对此次对话的预期。有中方人士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对话机制，而不是谈判场所，不能过高地期望通过对话解决所有的问题。
徐明棋则表示，原有的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双边对话、磋商机制已远远不能适应目前中美双方的经济往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提升了双边对话的机制，说明中美双方对彼此关注以及合作水平的提升。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也表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本身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也可以作为对话的议题。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需要超越国境，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为此，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由于西方七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七国集团首脑及其经济阁僚的会谈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各种经济政策协调话题的设置。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西方主要经济大国需要强化与中国的经济政策协调，但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不愿意中国作为享有全权成员的身份加入以前七国集团的协商机制，中国又不可能接受俄罗斯那样的参与七国集团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加入七国集团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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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界呼吁
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美国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认为美中存在分歧是事实，但关键是美方应抵制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通过对话解决双边分歧。
美国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菲利普·利维表示，正是美中在许多经贸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领导人才共同发起这一战略经济对话，并通过对话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他说，战略经济对话的目的是解决范围广泛的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如果只把对话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手段，不仅结果会让人失望，也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泰勒·考恩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双方举行战略经济对话，最终是希望促进两国关系更好发展，而促使对话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双方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
许多人士都认为，美中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相关措施的具体实施时间，而不是这些措施的方向。在这种大背景下，更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恫吓，动辄制裁只会适得其反，损害双方的长远利益。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制裁中国的主张最终只会增加美国的进口成本，加重消费者负担，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加剧通货膨胀，并危及美国经济增长。
罗奇认为，美中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而在于美国的储蓄率太低。持类似看法的其实还有许多美国官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近日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对华贸易逆差，有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因素，但真正的原因在于美国人储蓄太少，消费太多。
伯南克呼吁美国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他说，通过提高关税、设置配额或其他贸易壁垒来限制贸易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离不开贸易带来的众多机遇，而“向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退却”将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的利益。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民币问题在美中两国关系中并不是第一位的。平衡美对华贸易赤字需要长期努力，光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美国对华出口正在快速增加。多名美国高层官员近来也表示，美中经贸关系彼此互利，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双方应通过协商来探索弥合分歧的途径。
许多美国企业都表示，中国正成为其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并为美国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
（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