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官员在谈到农民粮食直补问题时指出：财政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资金一竿子插到底，我们的钱可以说是从国库直接通到农民口袋，通到农民存折上，中间环节省、县一级根本就见不到钱。”这番表白固然表明我国的粮食补贴制度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也使农民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优惠。但这种不得不绕过两级政府直接补贴的做法背后，却折射出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效能低下和政策执行力欠缺的深层次问题。

　　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中国既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国加入WTO以后，按照国际惯例的要求并在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也从2004年开始全面实行了对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刚刚实行此项惠农政策的初期，基本的做法就是由省级单位确定本地区的补贴粮数量，再将补贴粮数量分配到各县市，然后由县市政府将有补贴的收购量逐级分解到户。这样层层分解的方法，在当时实际上是符合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及其操作流程的。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却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粮食直补资金难以真正足额到达农民的手中。

　　事实证明，粮食直补资金通过层层分解的方式，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雁过拔毛”的情况，最后落实到农民口袋中的金额大打折扣。其具体弊端表现在：财政收支信息反馈迟缓，资金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低，截留、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尤其是涉农资金的情况频繁发生，甚至诱发腐败现象。根据一些部门的调查，通过这样层层拔毛式的流程后，最后到达农民手中的资金大约只相当于真正补贴额的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低。以良种补贴为例，由于良种补贴资金较为巨大，又要经过市、县、乡、村，还要通过层层招标评审，这期间就产生了所谓的管理费、检查费、验收费等各种名义的截留，此外，还有行政人员的吃、喝、住、行问题，无形中大大提升了甄别成本和行政成本。其结果，严重影响了这项惠农政策的初衷和应有的效果。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根源还在于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效率比较低，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大大影响了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目前，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另据统计，当今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我国的官民比已经高达1：26，吃“皇粮”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堪忧。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本地的实际情况和财力负担，大搞“形象工程”。于是乎，为了解决行政经费的紧缺，一些地方政府就对各种上级部门转移支付的财政补贴款包括粮食直补资金、征地补偿款乃至扶贫款、救济款等等打起了主意。以征地补偿费为例，许多地方的农民一亩地每年得到的补偿多的也只是二三百元,少则只有几十元。很多地方即使有补偿也可能没有一步到位，到了基层政府以后，再层层截留，使得不少失地农民难以维持原来的生活状态。

　　政府执行力的低下，也不利于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缓解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矛盾。当前，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民消费意愿难以提高的主要障碍。为了尽快弥补农村收入和消费的这块“洼地”，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对农民进行粮食补贴、取消农业税、在农村全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等措施，试图通过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减轻农民负担等途径，努力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比如按照财政部的计划，在今年新增156亿元农资综合直补后，农民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加起来共427亿元，按我国农村7亿多农民计算，大概人均补贴57元。这就是说，如果对农民的各项补贴被层层克扣，无疑是对国家大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政策的一种背离。

　　由此可见，政府执行力的不足，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影响了经济发展环境，而且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造成中央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财政部将对农民粮食补贴的资金采取“一竿子到底“，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的做法，客观上就是为了绕开地方各级政府执行力不高这道坎，以期实现中央惠农政策效果的最大化。但问题在于，不可能所有的政策都采取绕开地方政府的做法。毕竟，地方政府是各种政策的直接实行者，也是最终效果必不可少的监督者。所以，提高地方政府执行力，就成为当前政府改革的迫切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一五”规划中正式提出了提高政府“执行力“的任务和要求。相信随着政府执行力的不断提高，有关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就再也不用像农民粮食直补问题那样绕着圈子才能完全落到实处，而是在“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得到贯彻和执行。这也是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对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