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增强的两大压力：一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越来越大，二是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压力正在凸显。也就是说，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和民生问题的双重约束。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把改革作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从近些年的实践看，无论是资源环境问题，还是民生问题，都与改革的滞后有直接关系。如不从体制、机制上下工夫，这些问题将很难得到真正地解决。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为重点，在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要取得实质性突破。

　　按照现代经济学常识，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资源环境问题一般不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资源环境之所以成为一个巨大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资源要素领域市场化推进的滞后。

　　在经济转轨的特定历史阶段，我们主要运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资源要素的配置问题，这使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地方层面、企业层面得不到有效地回应。由于政府严格的行政管制，水、电、天然气、石油、煤炭等资源价格长期被严重低估。由此，助长了企业大量使用资源的行为。

　　国际经验表明，靠严格的行政手段很难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20世纪中期以来，OECD国家先后把利用市场机制作为环境法中的基本原则。广泛地运用税收、收费、排污权交易、押金等方式，使环境成本内化到企业成本中。

　　但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落后局面。虽然最近几年政府普遍建立了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但是企业的积极性并不高，加上一些地方政府执法不严，环境破坏的事故屡禁不止。

　　另外，行政配置土地资源与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在我国现行农地征用制度下，经营土地的收入已经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其次，要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体制创新。把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新阶段社会政策的重点。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还可以在增加人力资本、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还不能把解决民生问题简单地等同于增加财政投入和向困难群体“发红包”。而是要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尽快推进。在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处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状态。“十一五”时期，应当把社会政策的目标和重点设定在社会底层，高度重视并优先解决农村居民和城市困难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应当把主要财力和政策支持集中地用在基本公共服务上，以保持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要按照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各自作用的范围，统筹设计政府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民间组织发展相关改革。

　　此外，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以能源战略、对外经济战略为重点强化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以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重点改善宏观调控；建立国家层面的市场监管委员会，增强市场监管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政府不应当继续把公共资源主要投入在竞争性领域的经济建设上，而应当切实承担起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尽快实现中央地方关系由“以经济总量为基础”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转变，严格规定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并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

　　当前，政府改革已成为全面制度创新的重点。而政府改革如果仅仅局限在行政管理体制的框架内，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启动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确保政府改革能够有效地推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