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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主持人：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一个国度，“无限供给”是劳动力市场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不过，近段时间以来，对中国劳动力现状的评估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就是中国正在步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而且这种情形就可能在最近几年发生。对于这个问题，两位是如何看待的？
李长安：劳动力是一国最基本的资源要素之一。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变动，势必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准确判断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形势，无论是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还是具体到对消费和投资的冲击，都是一项具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确如主持人所讲的，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以劳动力丰富而著称世界。从人口的规模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有5. 4亿，1980年人口为9.8亿，1999年人口为12.5亿。其中1980年-1999年人口增加了2.8亿，相当于1949年人口的一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测算，2006年年末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28％。。
再从劳动力总量来看，2006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4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75万人。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测算，2006年中国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将达到高峰值，新增劳动力约为1700多万人。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量中约60％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其中绝大部分需要到城镇寻找就业机会。
在人口学中，通常把劳动人口由供过于求向供不应求（即短缺状态）的转变称为“刘易斯拐点”。认为我国面临着“刘易斯拐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目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5.28％。，还不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半。这样的下降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见的。
柳拯：除了人口增长率下降这个基本因素之外，还有以下两个证据可以佐证劳动人口（特别是非农产业领域的劳动力）可能从供求平衡走向短缺。
一是农村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正面临枯竭的危险。长期以来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农村劳动力是中国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蓄水池”。不过，在我国七亿多农村人口中，目前究竟有多少还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当中去，却是一笔“糊涂账”。
以农民工的数量为例，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单位统计的数字都不一样，少的大约为8000多万，多的估计有1.3亿，高低相差有四、五千万人。虽然我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大约有5亿左右，但除去大约1.5亿在乡镇企业，大约1亿多进城打工，再加上一些在农村搞点副业的农民，真正的农业劳动力已经为数不多了。根据农业部的测算，我国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约为1.7亿左右。如此算来，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的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了。
二是“民工荒”有从局部地区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早在2004年，我国就出现了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短缺工种也从熟练技工发展到普通非技术工人。许多企业因招不到工人无法正常开工。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每年的民工短缺总量就在200万人以上。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6年对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进行的问卷调查也表明，中国乡村确实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剩余劳动力以中年为主，而城市需要的是青年民工。民工供求年龄与性别结构的不匹配，使得中国出现了青年民工短缺与乡村中年劳动力剩余并存的局面。
从本质上来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也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信号。统计显示，从2001年的9629万，到2005年的12578万，中国民工总数4年增加2949万，平均每年增加712万，平均年递增6.9%。民工供给增加得不慢，但民工需求增加得更快。
劳动力短缺可能带来巨大冲击
主持人：从上面两位的观点来看，我国在未来几年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无疑会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请两位谈谈即将到来的人口“刘易斯拐点”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有哪些？
李长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快速增长。这其中，丰富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成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比较优势”。凭借着这种“比较优势”，中国逐渐在国际贸易的分工中取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与此同时，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连年上升、外汇储备逐年 增加，显示出立足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成功之处。
不过，随着中国劳动力日益逼近“刘易斯拐点”，中国的劳动成本、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从劳动力成本因素来看，劳动力数量从供大于求向供求平衡转变，再向供不应求发展，其结果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行业特别是6类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行业（社会服务、交储邮、制造业、批零餐饮、建筑业、采掘业），其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异常迅速。这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中国的低工资成本特征正在发生变化。
在消费结构方面，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都有了质的飞跃。目前，我国的人均GDP早已突破1000美元，从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据测算，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率)将不断上升，将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在产业结构方面，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进一步得到优化。据统计，2006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1.8∶48.7∶39.5。在劳动力就业结构上，在第一产业就业的人数则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降，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则不断上升。
柳拯：事实上，人口拐点的出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冲击最为明显。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两个最为明显的特征：一是劳动力密集，二就是生产方式粗放。这两者之间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有一定联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虽然劳动力众多，但总体素质并不高。
劳动力素质低下，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只能处在末端地位。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工厂”，但得到的利润却十分微薄。更为严重的是，为满足国外需求而进行的大量商品的出口，在获得不少外贸顺差的同时，国内的许多资源却受到了破坏性开发和利用，致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不高，也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劳动力生产率持续性提高受到很大制约。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的迅速到来，将使中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大大缩短。在过去的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一。但是，这一贡献将随着劳动人口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而逐渐减弱。
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新挑战
主持人：如此看来，伴随着人口“刘易斯拐点”的即将到来，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天平将出现历史性的转向。请两位谈谈，我们将如何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新挑战？
李长安：首先应该澄清的一点是，在实际生活中，“刘易斯拐点”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某个时点，而是指某一段劳动力经历由供大于求到供求平衡，再到供不应求的阶段。
客观地讲，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时期可能会经历比较长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这必将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短期内并不会消失，人口转变的这种趋势依然不会改变。
柳拯：我也赞同这种判断。虽然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会有所反复，但总的趋势却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刘易斯拐点”迟早一定会到来，但这个时间可能发生在未来几年，也有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间。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把国民经济的发展尽快从依靠廉价劳动力、高消耗、高产出、低效率的模式中解脱出来；
二是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把国民经济的增长建立在人力资本提高的基础之上。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固然重要，但人力资本却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是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各项配套政策，用健全的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以及高效率的行政效率吸引更多的外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抓住“刘易斯拐点”的契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