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先生去世了，享年86岁。

　　50年来，高先生始终如一在默默地译介西方经济学。中国几代经济学人都受益于他。

　　高先生走上经济学的道路是很偶然的。他是江苏人，在上海读的中学。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沦陷，他辗转来到昆明，考入当时搬至重庆的交通大学，专业是电机。毕业后，他又被国民政府召集去，充任驻华美军翻译。他随后被派到美国，负责帮助培训中国的留美空军。很快战争结束了，滞留在美国的高先生，随即进入科罗拉多大学读书。那时，高先生25岁。这个年纪开始读经济学，与马寅初、李权时这些从小留美的学者比起来，算是晚的了。

　　再从经济学自身发展的脉络来看，二战后的美国正是经济学大突破的中心地带，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正在做着综合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工作。但当时身处其中的高鸿业看来，那些前沿工作刚刚在学报上发表，远远没有被消化，更不用说进入研究生课堂。所以在课堂上，高鸿业学到的功夫还是精读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以及凯恩斯《通论》，他最终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也与凯恩斯主义相关，即“总量生产函数和就业量”。

　　高鸿业求学时的心态已经和前几代中国学子不同了。马寅初、陈岱孙那代人，学的多半是财政学，想用学到的知识回来改造中国的财政以及货币体制。而刘大中、巫宝三那代人学的多半是统计和宏观调控，目睹战乱以后，他们深知“ 数目字管理”对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是何等重要。而高鸿业学的却是纯粹理论，最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与现实保持着一段距离。

　　高鸿业修完博士课程以后，没有直接做论文，因为实在没有足够的收入来保证他安心读书。于是，他就跑到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做助教，既攒钱，也算不脱离学术，还有机会接触到萨缪尔森、阿罗、加尔布雷思等著名学者。一直到1955年，他又重新回到科罗拉多大学继续做论文，第二年年初取得博士学位。

　　这时候，国内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在大学课堂里，只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在经济思想史课程里出现。1957年，北大的陈振汉联合几位教授曾提出恢复研究西方经济学，但很快就被“反右”打倒。也就在同一年，高鸿业决定放弃在美国的教职，回国任教。

　　高鸿业回来以后，组织上安排他去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以后50年就再没有离开过。他明白，他要讲的东西是供“ 批判”用的。可即使要批判，他也尽量做到有分析、有说理的批判，比别人少骂几句，少贴一点标签。学生对他的评价是，“这个老师知道的不少，可不大敢讲”。

　　高鸿业始终没有离开这份以批判为最终目的的工作，尽力编写国内最出色的“批判用教材”，这是他最幸运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他就奉命翻译了部分萨缪尔森《经济学》（第5版），正式出版。上世纪70年代末，他又应邀翻译全本的《经济学》，那时也已经更新到第10版。

　　上世纪60年代，国内开始编辑一套全面反映西方经济学面貌的教科书，定名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共分五册，分别是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人民资本主义。作者俱为一时之选，比如让哈罗德的弟子樊弘来写凯恩斯主义，让巫宝三来写经济计量学等，而高鸿业和范家骧、罗志如三位共同编写丛书的第二册：垄断经济学。这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小册子只有100多页，但单看前面几章介绍垄断经济学的内容，逻辑清晰，语言流畅，注释详尽，放到今天也毫不过时。从这些地方，人们能隐隐地看出高先生的学养和思考。

　　据高先生自述，文革后期，他一直找机会躲到图书馆里补课。好在图书馆订阅国外期刊一直没有中断，使得他有机会重新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前沿，即使这样也足足补了3年才大致跟上国外节奏。

　　改革开放以后，高先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译书，一是编教材。以译书而论，有三项工作值得铭记。其一是萨缪尔森《经济学》，它是80年代初的经济系学生认识西方的基本典籍。二是他校阅审定了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这是中国在80年代经济体制转轨的理论依据。三是他在90年代末期重译了凯恩斯《通论》。长期以来，国内只有徐毓枬的《通论》译本，全用文言，很多年轻学生不习惯。高先生用通俗的现代汉语重译《通论》，使得国内又掀起研究经济学原典的热潮。

　　高先生所编多种西方经济学教材，影响亦极深远，其中最著名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一版再版。高先生坚持在每一章后面加上一节，批评反思其中的缺陷和不足。这种做法与他在60年代编写《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时的做法极为类似，在学界引起很多争议。当然我们仔细读这些批评的章节，多少能体会高先生的用意。这些批评很少用激烈的言词，取而代之的是分析、讲道理，即使有些地方不见得使人心服，但能看出高先生的谨慎和怀疑的治学态度。

　　高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发言并不多。他自己表示，从来没有后悔过回国，而且他也相信，他在国内做出的成就、取得的影响，肯定是要比呆在国外来得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