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趋向于专门化，对越来越少的领域知道越来越多。而达龙·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却几乎对每件事情都感兴趣，对越来越多的领域知道越来越多。这位2005年度美国克拉克奖得主，以其理论成就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以及其学术观点的洞察力和生命力，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中独树一帜。

　　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的阿斯莫格鲁，拥有美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1989年从英国约克大学毕业后，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一年后旋即应聘到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任教至今。阿斯莫格鲁的研究总是始于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他尤其迷恋于那些无法从现有经济理论中得到解释的现实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阿斯莫格鲁先是专攻劳动经济学,近年来转向对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阿氏最近几年关于制度在发展和政治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论思想探讨尤其具有创新性。

　　人力资本积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在1995年的报告中说，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培训是企业内部最主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劳动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劳动者一般技能的培训是否投资不足？如果是，原因何在？传统劳动经济学的论点是，如果某企业为员工支付培训费用，而且所培训的技能对其他企业也有潜在的使用价值，其他企业就可以出高价吸引接受过培训的员工。企业认识到一般培训投资将存在产权流失,就会拒绝提供一般培训。因此，如果要接受一般培训,受训者就必须支付培训成本。如果潜在的受训者不愿或没有能力支付，就可能出现一般培训的短缺。阿斯莫格鲁认为，该理论隐含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对称”和“完全竞争”的双假定在现实中都得不到满足。20世纪90年代后期，阿斯莫格鲁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信息不对称”假设下论证了企业投资于一般培训的可能性。

　　阿斯莫格鲁强调，外部企业对受训员工的能力不具有完全信息。例如，在德国的学徒培训中，课程设计是事先规定好的，考试标准化的。因此,一个工人得到的培训投资量不确定性相对较少，而能力与培训水平相比却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年轻工人的能力和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一般来说是未知的，有些工人在他们所选择的有较强专业性的工作中比其他工人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能力。工人职业生涯的早期正是能力信息量的积累期，而大多数信息是由当前雇主所收集，并且不为其他雇主所了解。所以，对受过培训的工人的能力所拥有的不完全信息限制了他们在外部劳动市场所能获得的工资额，也赋予了当前雇主事后的“信息垄断力”，使之能获取雇员部分边际产品，这鼓励了当前雇主承担一般培训费用。

　　阿斯莫格鲁还进一步解释了日本(或者德国)与美国相比，流动率较低，而人力资本积累较高的原因。在模型中，当前雇主对雇员的能力拥有优先的信息，而未来雇主只能靠猜测离职员工的平均能力来提供相应工资。这一博弈存在两个均衡(低能力猜测均衡和高能力猜测均衡)。在前一均衡中,未来雇主猜测离职员工的平均能力较低，因此支付较低工资。当前雇主因预期到较低的外部工资导致较低的流动率，于是就积极积累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本积累较高，外部工资较低，离职员工的平均能力就比较低，这正好和未来雇主的猜测相一致。因此，较低的猜测均衡意味着流动率低，而人力资本积累高。按照以上逻辑，较高猜测均衡意味着高流动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同时，这一模型还意味着，如果雇主能随意挖走其他企业受过培训的员工，多重均衡就会消失，而只存在唯一的低培训水平均衡。在美国，由于允许雇主“挖人”，所以该模型认为美国处于高离职率、低培训水平的均衡。而在德国，不允许“挖人”，雇用处于职业生涯后期的员工需要较高成本，因此对员工能力的考虑及信息的了解更受重视，所以该模型把德国看作是处于低离职率、高培训水平均衡的国家。

　　技术变革

　　阿斯莫格鲁在1998年的论文里深入剖析了新技术和技能的互补性。技术变化的方向是由不同创新的市场规模决定的。技能供给的增加在短期内减少技能的报酬,但因它会诱导以技能为倾向的技术变化, 增加对技能的总需求, 在长期内将增加技能的回报, 甚至可能超过它的初始价值。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进步。阿斯莫格鲁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缓慢现象做了较为深入的解释。阿斯莫格鲁(1997)指出,技术所具有的内在的“缄默性”和对环境的“敏感性”,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新技术从富国向穷国的转移和传播。因此,新技术的使用往往要求有一个适宜的经济环境,要求东道国也要在技术上投资。不过,当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时,人力资本投资过少与技术更新呆滞是相互强化的,一个经济可能落入陷阱而无法采用新技术:不能采用新技术是劳动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培训,而该经济之所以无法给劳动力进行足够的培训,又恰恰是因为现有的生产技术制约。

　　阿斯莫格鲁和Zilibotti还明确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引进技术的不匹配问题。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适合于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使用,而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是非熟练劳动力。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引进技术之间的不匹配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差异。

　　经济发展的制度决定论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相信，制度和国家政策的不同是各国人均收入差异的重要条件,但在制度和政府态度是如何决定的这一点上，却很难达成共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过去长达500多年的殖民主义的发展历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阿斯莫格鲁通过对自15世纪以来欧洲在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历史发展脉络的剖析,以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为主线，深刻探讨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制度和经济变化在发展和政治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2002年，阿斯莫格鲁与Johnson 和Robinson合作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财富的倒转：现代世界收入分配形成中的地理因素和制度”这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深入阐述了制度在形成现代世界收入分配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文章由那些1500年相对较为富裕的国家如今却相对贫穷的事实与地理位置决定一切的传统主张不一致事实，强调政治和社会制度才是决定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关键因素。阿斯莫格鲁注意到，宗主国对富裕且人口密集的国家和贫穷且人口稀疏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殖民方式。对于前者，殖民者采取掠夺式殖民政策，私人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国家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大多数人口面临着较高的征用风险,阻碍了当地的投资和经济发展。而对于后者，殖民者则实施了鼓励定居和投资的政策，并建立制度支持私人产权。这类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私有财产制度对投资激励和成功的经济绩效至关重要，被殖民国家建立起的制度在国家独立后仍然持续。这些早期的不同做法是决定被殖民国家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首要因素。

　　3年后，阿斯莫格鲁与Johnson 和Robinson合作撰写了《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的变化和经济增长》，再次强调了制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篇2005年6月发表在的《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指出，在1500年到1850年期间，西欧强盛的推动者主要是那些能充分利用大西洋贸易，尤其是参与了殖民主义和长距离海洋贸易的国家。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主义不仅直接影响了欧洲，而且它带来的制度变革也间接地改变了欧洲的文明进程。在1500年前就在约束君主势力的那些国家中，大西洋贸易活动的增长，在进一步巩固了商人集团的实力同时削弱了君主的实力，商人在制度变革中获得巨大收益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形成。正是这些制度变革决定了这些国家后来几百年的经济增长。例如当时的英国和荷兰之所以发展较快，是因为新涌现的商人阶级从贸易中获利最大，能够成功地要求实行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商业利益的制度。而拥有受保护的财产权利，这些商人新贵们又投资更多、交易更多，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与之相反,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地理大发现的先行者，但因为这两国的君主统治者设法攫取了早期贸易的收益，阻挠商人获取权力，经济发展便陷入停滞。阿斯莫格鲁等人还总结道，大西洋贸易如果能与欧洲各国早期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互动，那么它将会触发工业革命，并由此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

　　为纪念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的已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金德尔伯格教授的弟子、台湾实业家陈清治先生捐巨资在该院经济学系设立了金德尔伯格应用经济学讲席教授职位。首位被授予此头衔的正是阿斯莫格鲁。在授予仪式上，麻省理工学院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院院长Khoury赞道：“阿斯莫格鲁是当今世界最富有创新精神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卓尔不群的创造力以及他与众多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所进行的非凡合作，都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其他相关的社会科学系部做出了颇有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