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德国小镇海利根达姆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妥协。八国领导人在有关声明中表示同意“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方提出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降低50％的建议，声明还说，为在2009年以前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减排框架协议，排放全球大部分温室气体的经济大国应在2008年底前，就各自为全球协议作出的具体贡献取得共识。

　　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这个声明是基于越来越严重的气候变暖而作出的。就中国来说，根据前不久发表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描述，过去一百年，中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5至0.8摄氏度。估计到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增加1.3至2.1摄氏度，未来50年到80年内，全国平均温度将升高2至3摄氏度。

　　气候变暖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家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受到冲击。拿农业生产来说，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7%，严重影响中国超长期的粮食安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速，但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愈加凸显出来。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对我们而言并非是好事，面临发达国家的环境压力不说，还在于中国治理碳排放事实上面临着一系列困难：首先，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需要长时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解决发展和贫困问题，而当前人均能源消费过低，以及高碳燃料比例高而替代困难等基本因素的影响，在可见的将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其次，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暂时不参与承诺减排，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从应对全球变暖和对国际环境负责的角度来说，中国又理应减少碳排放的数量。

　　造成中国治理困境的原因，既有属于中国自身的技术和产业结构问题，更有由工业化国家开启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问题。从前者来看，由于技术和生产管理落后，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市场发达程度造成的GDP总值差异，致使中国当前能源消费效率低，单位GDP能耗远高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在此条件下，要实现能耗总量的零增长或负增长是不可能的。从后者来看，当前由工业化国家领先创造的物质文明和消费模式，是基于大量消耗各种物质材料，包括能源的。由于世界性贸易的高度发展，发展中国家不但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式上，都在向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靠拢，否则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它们很难仅靠自身条件和力量单独形成明显区别于现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消费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能源消费问题上则体现在人均能耗和人均GDP的关系上。只要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则相应人均能耗同样上升。除非发达国家在人均能耗上创造出新的模式，大幅度地降低人均能耗，同时保持高度的物质文明水平，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将基本上重复工业化国家已经走过的依靠大量消费物质财富的发展方式。

　　所以，中国对气候变暖的治理困境其实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只能依靠全人类的长期共同努力。特别是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转让有关的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一条清洁生产之路。

　　当然，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还是靠自己。目前，中国虽然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艰巨，防御自然灾害（包括限控温室气体的排放）的经济能力与技术水平也都极为有限，但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问题上却是认真负责的。中国不仅率先加入并签订《京都议定书》，而且在“十一五”规划中已明确要求单位GDP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日前又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不仅表示了中国政府对这个全球性问题的警惕性提高，也显示中国在环境问题的思考上，正加速与国际“接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要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涉及到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及由发展水平不同带来的矛盾与问题，只有寻找与所有者利益兼容的治理机制，实现生态环境的宏观治理，建立并健全干预机制，才能使生态环境的治理长期、有效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