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是那种总能在别人热议的话题里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学者。前一阵围绕股市泡沫的争论，钟伟又一次站到了中间的立场，提示研究者与媒体对经济问题下结论，一定要有证据。

　　这话听来不像经济学人，倒有几分像律师。而这正是像钟伟的做事风格：尽可做到研究风格独立，说话更接近真实。

　　从事经济研究，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

　　因为对房地产的研判触及到了社会深层矛盾与不同利益者神经，去年，钟伟一再被推倒聚光灯下，纠缠在数不清的口水漩涡里。

　　2006年2月，钟伟那篇《房产暴利是权钱合谋下对农民的掠夺》痛快淋漓地批评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垄断与寻租，“房地产暴利链条的中间拴满密密麻麻瓜分利益的蟑螂；而在链条的两端，分别是购房者和被征地的农民。”赢得一片叫好声。

　　事隔不久，在政府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中，钟伟却突然又发表一篇《中国房地产极大地增强了国民幸福感》，说中国房地产是城市化过程中的较佳范例。虽然文章有逻辑和数据作支撑，但媒体和网民还是一起对他口诛笔伐，甚至被讥讽为“变色龙经济学家”。

　　在遭受了疾风暴雨似的网络板砖之后，钟伟逆风而上写了《经济学家一定要替百姓说话么？》，认为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求真是第一要务，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考虑之列。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学家道德的大讨论。

　　这就是钟伟，经常对该说和不该说的话题，只要他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有价值，就会不吝笔墨去写去说。

　　他也许在实现自己定下的目标，每年都要和另外几位博士一起发表独立的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尽可能地以学者的眼光去看经济。这也是他在房地产问题上屡受争议的个人原因。

　　2005年研究金融的钟伟开始关注房地产，应该说那也是按照博鳌房地产论坛要求去做一个主题演讲《外资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规模和影响估测》。钟伟的演讲一向被认为非常乏味，因为他声音比较轻，坐在后排的人听不清楚，而且没什么表情，也不慷慨激昂。但是在旁人看来，钟伟这次语出惊人。

　　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演讲中，钟伟用数字阐述了他关于外资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分析。他的结论是：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才刚刚开始，如果中国房地产行业有泡沫的话，怨不得别人，咱们自作自受。很快不少人开始责难，认为这是在替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作辩护，钟伟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尊重数据和逻辑。”

　　而在2006年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钟伟又一次关注房地产，演讲的题目是《泡沫的代价》，他再次使举座皆惊：“如果房价12个月内下跌30%，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激升到1.02万亿元，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将上升3.2个百分点；对政府而言，由此增加的负担相当于建行、中行改制上市的全部花费；对居民而言，大致相当于14%的家庭财产被蒸发。”人们从钟伟的话音里听出来了，他是在力挺房价。客观地说，尽管模型设计地比较粗糙和简单，但这只是一个关于问题的实证分析，但敏感的媒体和公众无暇也无法区分实证与规范之间的区别。

　　想成为独立研究的学者，却被人们毫不留情地划入了为富人说话的行列。面对种种议论，钟伟平静中难掩情绪：“我给出的是一个定量的结果，但读者阅读的都是极端。不过我现在已经免疫了，“非典”时期我经受的压力更大。”2003年，钟伟写了一篇关于“非典”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文章，提出中国经济当年可以“坐八望九”。而当时国内一些学者做的研究是，受非典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是零。有人说钟伟是粉饰太平；包括很要好的朋友，还有学术界的严肃学者都对他的研究结果很不理解。当时钟伟的心情非常沉重，好几天都失眠。“我错在哪里，为什么不看看我的方法，或者我的数据有什么问题呢？”事实最终证明，钟伟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能够享受孤单也是一种境界

　　钟伟曾在他的一本随笔集《大愚若智》的前言中写过这样的话:这些经济评论和随笔，是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中，一个渺小的人所纪录和观察的生活。我所写的一切将付诸流水,并最终了无痕迹。研究最前沿学术———金融问题的学者，对生活的参透到如此地步，也算活出一种境界来了。但是，他参透生活却并不消极，而是积极投身对社会有更多有意义的研究里。

　　而对于这点感悟，钟伟更多认为是因为儿子的降临人间，带给他对生活更加深刻的理解。说来也奇怪，他那个6岁的儿子竟然会面对秋的落叶发出感言：每一片树叶掉下来,树就打一个哈欠,等树叶落光了,树就睡着了,不知道明年他还会不会再醒来.从这稚嫩的言语，让钟伟大受启发。他在学界撑起的这道独特风景，与他那种不背包袱的人生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熟悉钟伟的人都知道，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他的观点比较激进。他认为金融决定了整个经济的运行，而且是比战争更为惨烈的掠夺手段。所以钟伟极力主张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他还承担了不少政府职能的课题，包括对国际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研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的方案设计、对国际发展融资和贫困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领域注定难以大众化和商业化，很多都是他和研究伙伴筹集经费自己研究。钟伟笑着说：“研究本身充满乐趣，甚至孤单也可以享受。”

　　“你可以不同意他对人民币问题的陈述，但绝不能忽略他的观点。”国内一位资深学人这样评论钟伟在金融领域多年不懈的努力，对这样的评说，钟伟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在电脑上操作片刻后说，多年来他写了大概有400多篇谈人民币问题的文章，而有八成始终没有发表。“我的朋友何帆对我说，文章不发表，就发臭，我的电脑是许多文章的诞生地和归宿地。”对“发臭”的文章，他就这么轻描淡写。

　　虽然参与各种金融政策研究，也并不缺乏成为“体制内”学者的机遇，但钟伟并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台上，他往往思路跳跃，远远超出教科书的刻板，精彩纷呈的同时也枝蔓错杂。有学生评价他的讲课说，“要么你非常喜爱，要么你难以忍受。“

　　只是想做个社会发展的旁观者

　　钟伟出生在江南小城，5岁时父亲去世，其后家庭陷入困顿。可能是小时候穷困的生活，养成了钟伟有点孤僻的性格。从童年起，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曾经在路边摆个茶摊卖大碗茶，同时租连环画给路人看。赚来的钱全都用来买书。高中之前，他看了很多古典文学典籍。

　　1987年，钟伟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遭遇哲学思潮，他被尼采、萨特、哈耶克乃至佛洛伊德的学说湮没。毕业时，他自认为对物理“天赋不够”，按他的理解，“物理学是少数高智商的人给我们这些平庸的人诠释世界的游戏”。尽管接下来钟伟从事的是工业自动化、系统工程方面的工作，但他已经开始系统地自学经济学并发表不少学术论文。钟伟说刚开始学习经济学，只是因为喜欢，“它可以解释生活中很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使人更加冷静和理智。对我来说这非常具有趣味性。放弃物理学，是因为学习基础学科很难让人找到像样的工作。出于全面的考虑，就转投了经济学。“

　　从儿时成为游吟诗人，背着行囊以天为被，以地为家的梦想，到现在成为经济学者，赖以安身立命的是金融学研究，钟伟形容自己是“半路出家，心有旁鹜。”

　　2003年，钟伟与巴曙松，赵晓等人结成一个虚拟的研究社团“博士咖啡“，他们自称是经济学人的“飘一代”。“这个平台寄托了我们的一点点理想。”钟伟说，“我们希望用理性、专业、清晰的声音去看待一些事情。”到现在，博士咖啡中的学者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多，他们穿越半个北京城聚会，不是挣什么钱，而是为了讨论学术问题。

　　钟伟发表在博士咖啡上的作品差异性非常大，既有严谨的学术著作，实证的政策报告，也有行文清新的经济评论和随笔。他身上集合了学者的理性和诗人的浪漫。有人将他划入右派，而有人觉得他的观点相当左，而他自己则说不过是以激烈的语言捍卫中庸，中国也许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家，需要的仅仅是我们对经济学常识的足够的尊重。他认为包括他在内的这代经济学人，充其量不过是“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的不合格记录者”。他对自己的定义则是“对经济学知道一鳞半爪，但并不太可能对这个学科有所贡献的旁观者。”

　　如今，不断地阅读和积累，不断地孤独思考和写作，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有许多人以为，学经济学是容易风光的事情，其实不然，你必须忍受从早上九点开始到晚上一两点钟持续不停地阅读或面对电脑写作的孤寂，我已经忍受了十多年，看来还必须继续忍受下去。”“我和计算机键盘的凝视和对话，远远多于和家人孩子的对话”，说到这里，钟伟多少有些伤感。

　　除学术研究外，钟伟将相当的精力放到批判不公正的现实生活来，那些尖锐抨击收入不公、关注农民困苦生活状态的短文，往往使他进退两难。不过他对此很泰然：“学者不是巫师，道德水平中等。我的许多判断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但重要的是，要以数据和逻辑让公众理解，你为什么错了。我深深知道我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不会呼吁大家相信我。我只是谦卑地认为，那些研究是供有理智的读者参考的文字。喊口号要众人跟随，我永远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