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今年6月，山东威海全城掀起慈善捐赠的热潮。市委市政府发起“慈善月”活动，从市委书记到水电维修工，从集团公司到个体工商户，全都参与其中。短短10天，募捐现金近2000万元，企业认捐基金超过10亿。在这创纪录的募捐成绩背后，则是一双强大的政府推手在运作。该市以行政方式层层推进募捐行动，各单位募捐成绩被纳入绩效考核，一些官员更是把募捐当作“政治任务”逐级下达。

　　慈善捐赠乃是出于爱心，完全是个人的自觉行为，一旦通过强制力来迫使人们捐赠就扭曲了慈善的积极意义。实际上，过多的行政化色彩始终是我国慈善事业的一个弊端，这使得一些官僚作风延续到了慈善领域，权力寻租就是一种明显表现。深圳彭年酒店原董事长余彭年是我国一位著名的慈善活动家，他曾经捐过十部救护车，结果发现有一半都被当地政府挪用变成办公车了，并没有被用于救死扶伤和接病人；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经委托有关部门寻找贫困学生给予资助，结果送去的所谓贫困学生竟然是当地领导的子女，无奈之余，他只好花费200万元自己派人去寻找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行政化色彩伴随慈善机构，使得这些机构的运行效率低下，透明度不够，信誉和形象也难以受到社会的认同，这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截至目前，中国有近200家慈善组织，接受的捐赠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05%，而美国有各类民间慈善组织150万家，其所吸引的社会捐赠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7%至8%。两者之间的差距之一，就是我国慈善机构多寄生或依附于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化色彩过浓，而美国慈善机构基本上都是民间自主成立。

　　这种区别在制度的设计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美国，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政策对慈善机构予以支持，以带动民间财力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而在我国，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五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这些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了政府的特别许可，有权开出可以得到政府财政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这样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民间慈善机构的边缘化。

　　社会财富有三种分配，其一是追求效率的市场分配，其二是政府通过财税制度主导的二次分配，其三是依靠安心和社会责任进行的三次分配即慈善事业。显然，慈善事业的本质就是一种以爱心为依托的财富分配，应该靠社会、靠人们的自觉来完成，而不是靠强制力来完成———这不仅容易使财富分配的形态发生扭曲，同时也容易伤害到人们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