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朱伯康教授去世已近两年了。最近偶尔听说他晚年编著的《中国经济通史》得了奖，不由得怀念起这位老人。

　　2005年7月，朱伯康终于没能迎来复旦百年校庆，悄悄地走了，享年98岁。他是定鼎革之后复旦大学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也是见证十九路军浴血抗战的最后一位高级将官。但离世时，似乎什么都没有惊动。

　　在我们印象当中，似乎有两个朱伯康。一个是编纂《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的朱伯康，是奋勇杀敌、指挥若定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写作《经济学纲要》的朱伯康，是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大家。一武一文，相距甚远。可是这些书都有共同点，文字质朴，材料详实而且绝少修饰。从两本截然不同的书的背后，我们都能读出作者的一片始终不变的爱国之心。

　　根据朱伯康自己的回忆，他中学毕业后考上南京军事工作研究养成所，学习军事理论。毕业后分配到蔡廷锴将军的第10师，隶属于陈铭枢的第11军，指导员则是后来十九路军的高级参谋华振中。可是朱伯康参军没多久就做了逃兵。因为他不愿意跟张发奎打仗送命。他回上海考上了劳动大学。正是在劳动大学里，他遇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陶希圣教授。

　　陶希圣是北大早期毕业生，后来成为治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大家。当时也还年轻，为生活所迫，常在很多大学里兼课赚钱。30年代以后，陶希圣应邀去北大教书，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去就是很多年，特别是陶希圣后来创办了《食货》杂志，给老师和学生们提供平台，从中先后涌现出全汉升，何兹全，杨联升，周一良等一大批青年才俊，日后都卓然成家。而朱伯康正是陶希圣最早发现的杰出学生之一。陶希圣北上时就带着刚毕业的朱伯康。

　　可是，仅仅20出头的朱伯康哪里耐得住寂寞。他在《信报》上写一首诗讽刺蒋介石，“莫道长城百二关，锦州更有万重山，不知谁放倭奴入，昨夜将军大败还。”就是因为这首诗，朱伯康又把自己逼入困境，受到特务干扰而无法在北京呆下去。终于他下定决心，放弃学业，重新投奔十九路军。他一到军队随即被任命为少校参谋。这时淞沪抗战开始了，朱伯康迎来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淞沪血战期间，朱伯康与华振中一起收集编写关于抗战的《史料》。写作地点从上海南翔十九路军总部到八仙桥青年会，再辗转苏州顾家花园及至厦门漳州，非常艰苦。两人耗费半年多心血，终于撰成十章40余万言700多页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于1932年9月出版，陈铭枢、蔡廷楷、蒋光鼐等都纷纷为此作序。

　　可是淞沪抗战终究失败了。随后十九路军发动过一次著名的“闽变”，旋即失败，番号也被撤销。蔡廷楷当即就决定送手下一批高级将官出国留学，并资助费用，保留火种。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王亚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国的。朱伯康手头不宽裕，但在陈铭枢、蔡廷楷、蒋光鼐等人大力资助下，终于凑起旅费，1934年远赴德国留学。他选择了经济学和财政学，因为这些学问是当时动乱的中国所最亟需的。不过短短数年，他就顺利取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37年夏，抗战全面爆发，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归国，时年仅30岁。

　　从此以后，朱伯康走上另一条道路。他陆续在许多高校讲授经济学课程，其中包括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与复旦大学。他把多年来的主要讲稿整理成一册《经济学纲要》，1946年12月，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此书与市面上流行的刘秉麟、赵兰坪等的经济学教科书颇有些不同。朱伯康本来就推崇陶希圣的治学路径，喜欢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经济制度嵌入社会后的互动关系。留德以后，朱伯康更是努力借鉴德国经济学家李士特（今译李斯特）的分析框架来理解整个经济。这样，朱伯康的这本教科书就在传统新古典边际分析之外，多了一重历史厚度。朱伯康坚持，经济学必须是政治经济学，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绝不能被逻辑所取代。

　　一直到1949年，朱伯康的这本书一直是市面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上世纪80年代影印《民国丛书》的时候，这本书当仁不让地入选，可以从中看出后人的评价。

　　出版《经济学纲要》以后，朱伯康的研究兴趣更决然地转向了经济史，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朱先生出任复旦大学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后，教学行政事务极为繁重，但是研究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他一直在准备一本经济史著作。直到1995年，在施正康教授的帮助下，他终于完成了那本《中国经济通史》。前后算起来，此书的准备工作长达半个世纪，真正是厚积薄发了。而且，朱伯康在这本书里的叙述平易近人，并不喜欢引经据典，又不作惊人语，只是娓娓道来。全书看似平淡却字字沉稳，证据充分，这正是治史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