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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经营管理层通过做假账虚报营业收入和利润、提高在职消费等策略，偏离股东目标，损害股东利益，甚至掠夺小股东的例子比比皆是，连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公司也未能幸免。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商品和服务公司之一，名列《财富》“美国500强”第七名的安然公司、美国第二大长途电信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等管理层就都被曝大肆做假帐，虚报营收，欺骗股民，且最终因此而倒闭。
以往的研究，多从经济、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公司法律特性等视角分析公司治理模式及其绩效，更多基于一种微观的视角，而忽略了宏观层面———国家政治。其实，政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研究公司治理与模式，尤其是比较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决不能忽略政治因素。
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结构与治理的差异，如果不联系宏观政治背景，而仅仅停留于公司法、经济和技术层面，就无法获得完整而更有力的解释。
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相比欧洲大陆，美国工会和劳工对公司和董事会的压力要小得多。雇员很少进入公司治理高层，也很少直接拥有决定性意义的股份，甚至很少参与董事会，对以银行为代表的私人机构更是天然反感；因而它拥有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突出强调资本市场，分散的、大规模公众持有的公司在商业经济领域处于支配地位。而在欧洲，尤其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深厚，劳工和工会势力强大，劳动力市场则相对僵化。欧洲政治影响了劳工制度，反过来又影响了经理人制度和资本结构。社会民主主义迫使经理人稳定雇佣关系，放弃一些风险性、利润最大化的机会，合理地利用资本，当市场萎靡的时候不会轻易缩小规模。政治甚至有时候直接要求董事会和所有权结构遵循某种方式。例如，在法国，公共政策支持雇员得到恰当的工作；在德国，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为对抗垄断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法律规定公司董事会中劳工阶层席位必须占据一定比例，现今劳工依旧占据监督委员会的半数席位。在使雇员免于解雇和公司内部发言权的双重保护的政治气候下，法、德公众公司常常虚弱而不稳定，管理代理成本极高，最好的选择就是集中所有权结构，因而分散化的公众公司非常少，即使是私人公司，往往是单个所有者控制大额股份。或者可以说，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压力通过限制公司活动范围驯服资本，使得某种公司治理结构成本极高。
我国的现代公司制度只是改革开放后，在破除了意识形态桎梏，在理直气壮发展商品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才逐步得以建立的。国企所有人的缺位，经理层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径导致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企业长期把持一切也使经理人市场发育不完善，导致民营企业代理成本极高，因而使得家族制企业在民营经济发展的早期成为一种主要和普遍的形式。基于为国企改革铺路和筹集资本的需要而建立的证券市场，必然是国企和国有控股公司在上市公司中处于支配地位。但随着民营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性的日趋凸现，民营企业的大量上市已水到渠成，而这改变的将不仅仅是证券市场上国企公司一统天下的格局。
一句话，政治背景极大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决定公司的治理结构，特别是它可以决定经理、雇员和股东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在公司内部的分配。如果不审视一国的政治基础，就无法完整理解特定的公司治理模式；如果公司微观治理结构不与政治基础相吻合，公司的改革必然步履维艰，乃至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