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自产生以来，就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较早的时候，学者就意识到了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和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等都曾对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作过论述。例如，斯密说，“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

　　但教育经济学在西方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当时的大背景是，二战后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但技能劳动力呈现出不足倾向，欧洲、日本等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真正的腾飞期，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逐渐成为世界性的课题。于是，教育对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促使经济学家对教育经济效益问题越来越重视，经济学家开始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教育。

　　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经济学

　　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在20世纪60年代的产生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创立。现在人们意识到，尽管人力资本理论在对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解释存在缺陷，也未能有效解决教育外部性和教育投入的收益率问题，但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地位却毋庸置疑。

　　40年前，世界上被广泛介绍的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是舒尔茨和加利·贝克尔等学者提出的。舒尔茨的核心论点是，单纯物质资本积累不足以说明美国的经济增长，还应该充分认识到以教育为中心的人的能力的改善所起的作用。这实际上说，一直被作为文化现象的教育能够以经济学范畴的“投资”来衡量和把握。 而贝克尔的理论则给舒尔茨等经由观察得来的宏观假设赋予了微观理论基础。贝克尔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他还认为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所需要的直接或间接费用与此后的收入增加部分的关系，通过介入“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而定式化。

　　这样，人力资本理论从概念逐渐升华为经济理论，而以之为核心的教育经济学也具备了理论体系。

　　经济增长理论与教育经济学

　　经济增长研究的进展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又为人力资本的发展拓展了巨大空间。

　　如前所述，人力资本理论从一创立就论述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而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 E·Denison等在研究与分析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经济资源时，也揭示了知识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早期人力资本学者的论著常引用E·Denison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参考文献，教育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两者的发展实际上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

　　从实践看，上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缓慢发展或停滞阶段，劳动力需求不足、教育过剩和教育过度现象严重，引起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锋芒直指人力资本理论在分配方面的应用，从而使之面临巨大挑战。

　　挑战之一来自“筛选理论”（Screening Theory）。这一理论认为，雇主以高工资雇用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是取决于其通过教育而获得的能力，因为学历仅是本人原有能力的反映。而教育的主要作用就区分（Screening）。筛选理论对所谓的教育“通货膨胀现象”作了充分解释。挑战二来自激进经济学家。桑塔菲学派经济学家H．Gintis的理论便是这一批判的代表。他得出了以IQ所显示的认知能力为媒介不能说明个人的教育和收入的关系这样的实证结果。

　　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

　　上世纪70年代的挑战和挫折使得人力资本理论学者们开始反思并弥补理论缺陷。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学者科尔曼、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深化了早期人力资本理论学者们对人力资本理论中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弥补，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从单纯的经济资源要素提高到资源运用的主体，并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从群体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经济增长，而且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了分析中。这不仅使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性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

　　随着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教育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化。现代和未来经济的发展从本质上说主要依赖知识的生产力。当前，教育经济学研究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取得进展：如何估算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何估算个人的教育投资和收益以及收益率；教育同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之间存在着的关系，教育同劳动力市场变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预测未来的劳动力供求；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教育经费，以便尽可能提高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等等。新时期的教育经济学已具备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和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