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廉、方显廷、颜惠庆、陈序经等几位学者苦心经营下，自20世纪20年代起，南开大学始终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教学，他们培养出国内第一批教育部承认的经济学硕士；调查，他们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华北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后来扩展演变成所谓的“南开指数”；研究，他们引入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走在当时国内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
鼎革以后，南开仍然冒出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比如季陶达，滕维藻等。还有一个奇人叫丁洪范。他的主业本是财政和统计，但无书不读，对中国经济现状极有研究，同时也极其天真自负。50年代初期，他针对当时经济学教育的思路，提出“二马结婚”。一个马是马克思，另一个马则是马歇尔。丁洪范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可以调和起来，相互补充，不必为了推崇马克思而全面否定马歇尔。当然他为这个观点吃尽苦头。几十年以后，樊纲等学者顺着丁洪范的路子旧话重提，突然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傅筑夫跟南开的关系虽然不早，但影响却深远，因为他毕生的专著几乎都是在南开完成的。1982年4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南开大学经济学科首批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及指导教师为：世界经济滕维藻，中国经济史傅筑夫。让人感叹的是，此时傅筑夫先生已经80高龄了。他的生命之旅只剩下了最后3年。
傅筑夫先生出道很早，上世纪20年代初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从那时他就开始独立研究《资本论》。1928年26岁时，他尝试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讨论中国制度，写成并出版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和实际》。
看傅先生的简历可以明白，他原是个极有热情和关怀的人，研究经济和社会制度只是他的兴趣之一。他踏进大学，决定选择化学为专业。后来有幸结识了鲁迅先生，受他指点学问和鼓舞，决定转入国文系。那段时间里，他曾花过很大力气搜集整理古代神话史料。虽然后人没能看到他的神话学研究成果，但是他有大量殷商甚至更古的社会经济制度研究，引用材料极为娴熟。很明显，这靠的是他研究神话史打下的底子。
20年代末，正赶上所谓的“社会史大争论”。陶希圣连着出版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等著作，认为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近百年来，在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工业革命未能完成，而农业工业转趋衰落。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形态，亦即中国革命的起因。陶希圣此说一出，学界震动极大，各种批评此起彼伏。陶希圣则调入北大，创办《食货》杂志，利用搜集整理经济社会史的史料来为自己的社会史观辩护。年轻的傅筑夫亦卷入了这场大论战。
1928年起，傅筑夫先后被河北大学和安徽大学聘为教授，讲授经济学原理和农业经济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在《图书评论》上发了好几篇有分量的书评，讨论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等书。虽然双方在社会性质的判断上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史料和方法上有共通之处。傅筑夫反对用朝代来武断划分社会时期。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有周期性的起伏，但从秦汉以后就有完整的脉络。就在这个时期，他初步提出了西周封建制和中国历史上几次经济大波动的划分。这一观点至今仍为很多学者所认同。
1932年起，傅筑夫改任中央大学教授，正式讲授中国经济史。1936到1939年间，他远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系统地补习了现代经济和经济史理论，然后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
回国以后，傅筑夫意识到，空洞地争论社会性质在战争年代已无实际意义。若想踏踏实实做学问，还是得拾起整理资料的老本行。于是他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到1949年，他足足整理出几大箱笔记，分类条编，并在每章前附有简短的说明和分析。这是傅筑夫第一轮的资料收集工作。之后，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傅先生这项工作停顿了几年。到1957年，他在南开大学再次起动搜集，1966年被迫停止。
不幸的是，傅筑夫这两轮各有十余年之功的资料积累，后来多有散逸，且没能与读者及时见面。到1977年，傅先生终于发动起他最后一轮冲刺。现在人们有幸能看到傅先生和王毓瑚先生合编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第一卷，范围是“秦汉三国编”，可以窥得傅先生学问的一斑。可后面几卷的出版恐怕遥遥无期。
傅先生最后一轮冲刺力量十分惊人。他在1977到1978年间写就了十四篇极长的论文，以专题形式涵盖整个中国经济史的核心，后来结集成《中国经济史论丛》2卷本出版，一直是经济史学生的必读书目。傅先生又在1978年承受《中国经济通史》的写作任务，很快就完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又是2卷本。这还不算，他一口气又为这本书续写了3卷，连成连续性的体系。此外，他还完成了一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为《中国经济史论丛》续写了一册“续集”，前文提及的《中国经济史资料》亦是这段时期所编定。
傅先生自出版处女作以后，只是在1956年出过一本《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的小册子，仅50余页，没有其他专著。可到1985年去世前夕，他留下的书稿已足以等身，使得出版社在他生后忙乎了好多年。
我现在学习傅先生晚年留下的那么多扎实谨严的论述时，感慨之余，又总有一丝丝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