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增长和贸易理论建立在边际报酬递减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基础上。现代各国的经济实践表明，以报酬递减法则所支配的竞争均衡愈来愈缺乏说服力，相反与动态相关联的报酬递增则愈发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作为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二次与第三次浪潮的新贸易与新增长理论崛起，同时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具有冲击诺贝尔奖实力的一流经济学家。其中，为人低调谨严的艾尔哈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因奠基性出色贡献一直是两个领域的全球领军人物之一。

　　赫尔普曼是1946年生于前苏联的犹太人，1957年移居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9)和硕士学位(1971)后，于1974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到特拉维夫大学任教，1997年以后兼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在方法的精妙和问题的创新方面，国际经济学界向来不乏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行者，但是赫尔普曼所到之处，往往要掘地三尺，把前人混乱、片断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个井然恢弘的体系。他的为人一如其学术研究，始终井井有条：课堂上一板一眼，绝少有题外话；办公室里纤尘不染，连桌子上的工作论文都理得整整齐齐，绝不乱了秩序。

　　新贸易理论模型探索不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家之间交换不同产业产品即产业间贸易的动因源于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各国应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迅速上升；产业内贸易也在快速增长；一国在同一产品上既有进口又有出口。现实呼唤新的国际贸易理论。

　　7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借助产权、交易费用、理性预期、博弈论等新工具来分析产业内贸易现象。他们转向了收益递增或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而这必然意味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在“收益递增、不完全市场和贸易理论”(1984)一文中，赫尔普曼系统归纳了这些重要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法。他提出，规模变化通常会带来效率变化。规模经济可以分为两类，即外部规模经济（产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与厂商扩大产量具有同向关系，较大规模的厂商能更好地克服技术设备的不可分割性，能更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同时，还能降低单位产出的行政管理、营销费用等。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同行业其他厂商的排斥性，意味着内部规模经济要求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赫尔普曼由此总结了企业竞争类型、市场基本特征两方面的市场情况，分析说，一旦将收益递增引入分析框架，竞争类型和市场结构特征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有重要影响。例如，假定存在两个规模不同但偏好相同的国家，各自都具有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两个行业，那么，较大的国家将进口垄断行业产品、出口竞争行业产品，而较小的国家则在垄断行业享有比较优势。

　　赫尔普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结识了保罗·克鲁格曼。二人合作的结果是《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一书的出版。书中将各自为战、种类繁多的理论模型作了一番综合，一面从中提炼出共同要素，另一面又构筑起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延续性，建立了自己的模型来分析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的国际贸易。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正式形成，两位同时也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开创人的地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不完全竞争情形下的贸易政策，通常具有不同于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的结果；市场结构对贸易政策的实际作用具有重要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行为的不同：在完全竞争下，企业最优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将使得边际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由于企业的预期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需求曲线的斜率、而且取决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反应，因此贸易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

　　两位比较通过分析与归纳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提出了各种市场结构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1）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贸易形式是反映比较优势的行业间贸易，自由贸易政策最佳；（2）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贸易形式表现为反映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最佳；（3）国内市场完全竞争，国外市场是垄断或寡头垄断，国外企业出口存在超额利润，因此可通过最优关税抽取这部分外国租金，且不受国内进口该商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限制；（4）国内市场是垄断或寡头垄断，国外是完全竞争，若国内垄断或寡头垄断行业为幼稚产业，可实行一定程度的关税保护，并且执行一定的保护期，保护期完毕即撤除关税。此外，视国内垄断程度的不同，可斟酌使用配额。关税与配额相比要优，如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将产生竞争效应，则国内价格下降，产量上升。

　　新增长理论揭示经济增长内生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日益变得以知识为基础。经济现实的这种深刻变化要求经济理论做出相应的解释与说明。于是，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开始探讨运用新的增长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是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是“内生的”。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是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发（R&D）部门生产，并且其具有独特、非竞争和部分排他性。内生技术进步包括内生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模仿)。将内生技术创新与转移纳入内生增长理论的任务是由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共同完成的。

　　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认为，技术创新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意识的研发投资，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企业投资R&D的基本动机。无论是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是新产品种类的增加，抑或是新产品质量的提高，都得益于R&D的努力。

　　在开放条件下，人们更多地关注于知识的国际溢出、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首先研究了小国开放经济。小国的创新活动仅在非贸易品部门发生，最终产品按国际市场上外生给定的价格来交易。他们发现，贸易与内生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只有当贸易使资源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R&D部门，贸易才会促进创新和增长。他们还认为，当贸易政策提高了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或降低了本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时，贸易政策就会促进创新。贸易对福利水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中间产品产量的变化，只要贸易政策鼓励了中间产品的生产，就有利于福利水平的提高。其次，他们进一步研究了开放条件下大国的贸易与内生技术创新及增长的关系，考察了贸易影响长期创新率与增长率的渠道。他们认为，贸易促进了知识的国际溢出，激发了创新者之间的竞争，减少了研发活动中的重复劳动，提高了研发部门的总生产率。在技术存在国际溢出时，两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的贸易必定会提高各自的创新与增长率。他们还考察了两种特殊情形：（1）非熟练劳动力禀赋丰富的国家可能因为贸易而专业化生产传统产品，从而使总产出增长率下降；（2）贸易有可能使人力资本禀赋丰富的国家从事研发活动的动力降低，尽管如此，贸易为该国居民提供了消费国外创新产品的机会。

　　为了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对发达国家的创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扩散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贸易对各自经济增长的影响，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年发表了“质量阶梯与产品周期”一文，提出了内生创新与模仿的质量竞争两类产品周期模式。该模式认为，新产品首先在发达国家研发出来，随后为发展中国家所模仿。对研发活动的投资，取决于潜在的收益与研发成本的理性分析比较。由于新产品要优于老产品，发达国家成功的创新者在一定时间内能够获得利润，而当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开始后，创新者的利润逐渐流失；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厂商由于成本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成功的模仿者同样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利润，但当发达国家的创新者推出更新的产品时，其利润流也会被打断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就这样，发达国家的领导者、追随者与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者之间的创新与模仿的博弈，保持了总的创新率与总的模仿率不变，维持了贸易与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赫尔普曼总结出了一套维持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政府政策。他与格罗斯曼先后出版了《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特殊利益政治学》等专著，对民主社会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策制订有开创性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