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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在封建社会里，中国一直存在着相对独立且稳定的传统社会。这种传统的社会形态加上中国文化的传承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稳定性和兼容性的基础。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明白，利益驱动下的中国经济改革究竟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困惑？
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在空间上一直表现为典型的中央和地方两级权威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权威和地方权威是一致的，皇权和缙绅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作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力量，缙绅阶层不仅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具有很大势力，而且还承担着许多今天应由官员来办的筹款、监工等事务；同时，他们还负有维护道德、修缮孔庙和演习儒家礼仪的责任等等。普通民众信服地认同皇权的合理性，也愿意配合缙绅阶层一道来维护社会的正义、良知和道德。因此，这种传统社会中的两极权威，不仅把社会的运行牢牢地控制在上层集团的利益之上，更以维护天理、国法、人情作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是有其主导的文化追求。发源于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来自于农耕社会的经验主义和在温和宗教照耀下的情感主义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三大源泉。在历史演进中，这些源泉逐步蜕变成为一些理论和思想，如五缘（地缘、情缘、血缘、业缘、人缘）理论和儒家、道家思想等。这些理论和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为朴素的，并被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它们已全面地渗透到了国人的行为和思想之中。
而传统中国社会在结构上是分离的，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关系都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和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中国的国家集权程度很高，但文化却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当中，但基于对文化的占有和皇权思想的认同，整个社会保持了异乎寻常的稳定性。
由是观之，主观地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相对对立社会的说法是片面的。其实正是源于中国社会的这种特殊性质，才使得中国在几千年的王朝更迭中保持了大一统的基本格局。但是，这种社会结构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难以为继。1840年以后，正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文化、旧有观念急需更新，才有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救国产生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其后，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由于战事之故，希冀通过文化整合进而达到社会整合的努力流产了。
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而启动的，这一过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的确立，决定了社会转型是经济改革的内生性结果。从基本流程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国家目标维系在一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革”所导致的对国民经济的极大破坏。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不仅是在经济系统发生了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条件下进行的，也是政府在谋求经济发展、提升国力基本目标导向下的必然。
然而，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当我们把市场经济理念和利益驱动思想变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却没有形成与这种变革相对应的文化、思想体系和社会架构，于是，人蜕变为经济动物的同时，社会也被异化为市场社会。为了承接原本由社会发挥作用和职能的领域，政府又不断被拖入泥潭，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发展思路进一步迫使社会弱化，现代社会的缺位因此形成。
总的来看，在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中，健全、发达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无论该经济体曾经取得过多么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持续存在的社会缺位是一个很大隐患，当矛盾囤积到一定程度时，负面效应就会立即显现。因此，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调运转，是确保今天中国经济改革持续进行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