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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当关心、且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美德。
这样的道德箴言，听起来的确惊世骇俗。这样的教诲出自一位女人之口，尤其令人震惊。她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俄国革命时期逃亡到美国，并且很快就成为自由市场及其伦理基础最为坚定的辩护者，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她就是安·兰德（Ayn Land）。
听起来，这似乎是中国民间社会久已流传的格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假如是这样的话，兰德就根本算不上是哲学家了。实际上，当兰德谈到自私的时候，对自私的主体———个人，提出了十分严苛的要求。
兰德会追问：你所以为的利益，真的是你自己的正确的利益吗？她说：“正如人不能通过任何随意的方式生存下去，而必须发现和实践其生存所需的原则，同样，人的私利也不能取决于盲目的欲望或者随意的奇想，而必须在理性原则指导下找到和实现私利”。
自私成为美德的前提是理性。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她的这种伦理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古希腊伦理学特征，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乃至亚里士多德，都非常强调理智、理性在伦理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会有真即是善的格言。当然，兰德是一个个性十分强烈的人物，她可能从来没有明白地说出自己的伦理学历史渊源。
但是，兰德这样的自私观让普通人有点沮丧。一个人首先得是一个具备十分清醒、有能力认识到客观真理的理性人，才有资格宣称自己知道怎样自私。要做一个真正自私的人，必须十分理性地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所在，并且始终理性地选择。一个人的理性能力如果达不到兰德所设想的那种程度，他大约就不配谈论自私。一个人一旦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让自己的行为受某种盲目的欲望或奇思怪想支配，那这个人的自私就一点都没有美德可言了。
应当说，兰德坚持了启蒙运动（即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的传统，对人的理性能力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她坚信，人的理性是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的，是可以分辨出自己的行为之好坏、对错的。
但是，这样的信念，很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依据常识就可以知道，大多数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即使一个人的理性能力十分出色，也未必能够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所在。
举个例子：面对不合理的管制规则，企业家基于理性计算发现，能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简单方法，就是贿买管制官员，获得对于该规则的豁免权。但，这能够算兰德所说的合乎美德的自私吗？
很难。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一个人的革命”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规则本身，相反，假如所有企业家都机灵地选择这种策略，那很可能使这项不合理的规则永久化，甚至官员索要的贿金数额会提高。这一结果显然有损于企业家的自私。那么，企业家当初选择贿买官员，是理性的吗？
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十分常见，它十分清楚地显示了“理性”在个人选择过程中的局限性。仅靠个体的理性计算，未必能够保证个人做出“正确的自私”决策。因为，个体的理性计算能力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相反，个人在决策的时候，宗教、道德教化会发挥十分重要的功能。
还是回到上面说到的故事：假如企业家接受了某种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告诉他，自由地从事某种活动乃是自己的自然权利，贿赂官员的行为本身是不正确的，那么，大多数企业家就会把这种应对策略排除在策略选项集之外。由此，他们不得不选择另外的策略，比如，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抗争，通过司法、政治等途径，要求废除这种不合理的规则。
这种策略看起来难度更大，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也较小，而且，即使成功，也必然会有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不过，假如企业家的信仰给了他以道德勇气，那他就可能选择这种短期看起来不合理的策略。当然，这种策略最终的结果将会十分可取，至少个人免除了日益沉重的贿金负担，更不要说，整个企业界都因此而获得了正的外部性。
由此可见，企业家的信仰及信仰中所包含的道德约束，其实大大地拉长了企业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时间尺度，甚至改变了他计算的方程，从而使他的决策从长远来看，对于自己的利益来说，更为正确。因此，很多学者说，在道德、宗教信仰、习俗中，其实包含着超越个体理智能力的智慧，这些智慧使得个人不需要思考，即可选择对个人的长远利益来说最为有利的策略。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机制。
当然，兰德所说的理性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殊途同归：它们都是要解决利己而不损人的伦理难题。只不过，两者的解决进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