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承认在经济社会成功的标志首先是“利”，即赚钱的话，那么这次我回国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在国内只要坚持在某一行做下去的人几乎无一不成功的。因为中国经济是在一个UP TREND（上升趋势）中，乘势而上胜算极大。而我们当年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的人现在回国却“气短”得很，环顾左右，“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人也不少见。

　　老外全是打工仔

　　不要抱怨种族歧视。记得儿时有首儿歌（念出来绝对得罪人的，因为里面透着愚蠢的傲慢）：“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咪西咪西炒咸菜。”因为上海话不会讲，只能去做“炒咸菜”的勾当。同是中国人尚且如此，假如你在国外而“外国闲话讲勿来”，你能叫跟你交流都有问题的老外对你一视同仁吗？我朋友告诉我，他没想到连大名鼎鼎的李文和博士英语也那么磕磕碰碰。可见说“外国语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这话的老人家是有体会的，而且还要有些天赋。

　　那天我去Dufflin Mall，路过Bloor西街韩国人区，想起了一位老年韩国朋友对我讲的故事。那朋友用他那韩式英语告诉我，韩国人区那些店的老板都是在韩战后陆续来北美的，当时他们是韩国的经济中坚，个个腰缠万贯。现在他们的晚近后辈都成了跨国集团的CEO和商界巨子，而他们却还守着一爿“烟纸店”聊以糊口。他说你们现在不回去将失去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的例子就是前车之鉴。

　　顺便说个离题故事，我一年前在襄阳路市场（现已拆除）买了一副太阳镜，是Orkley牌的（当然是假冒的），店主开价60元。正好有个老美来买眼镜，我帮店主当了回翻译，推销了他三副眼镜。店主一时高兴说：“我有你这么好英语，一年不知要多赚多少钱。这样吧，这副眼镜我进价10块，给你20。”我说：“哪天我混不下去了就来你这儿打工。”他说：“我们合伙做好吗？”看来他是认真的。在Dufflin Mall我正好看到这一品牌的专柜，一看吓我一跳———都是160加元以上的。我拿出自己的问老板：“我这副要多少钱？”他拿过去看了看说200加元。用时下国内小青年的话说———晕！其实，假作真时真亦假，连老板也不辨真假，难怪那位老美一下买三副。

　　有些朋友以为子女在国外受教育还是值得的。可要知道，你的子女无非英语好一点，要是回国发展也不见得有多大竞争力。我在“官邸”迪斯科舞厅竟发现很少有人说中文。有些小青年说的英文一听就是地道的北美口音。那夜我正巧还碰到阔别多年的以前我公司秘书小单，她在英国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到上海在一家英国咨询公司工作。他们刚完成一个大项目，在主管的带领下尽情享受。

　　在花园里她向她的同伴们介绍说：“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位老板”。还好灯光暗，不然她们会看到一张大红脸———如果我这个老板当得好，小单也不会另谋高就。这些年轻人不是在欧美就是在澳洲获得学位回来的。

　　有个朋友说十年前见到的老外全是老板，现在见到的老外全是打工仔。我想也许等你的孩子学成再回国发展，那时恐怕很难摆脱“海待”的命运了。再说在国内学英语的条件并不差，单单在上海由外国人办的英语学校就有3000家。最后终有一天教的人比学的人还多，就像多伦多的汉语教育市场一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外皆然，很难幸免。就连我在多伦多当教士的朋友也托我在上海找教英语的工作。

　　看官一定会质问，既然上海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继续在上海发展。接下来谈谈国内的另一面，而这另一面限制了我们公司的发展。同时由于我自身的原因，使我不得不“止损出局”，鸣金拔寨。

　　我为什么止损出局，

　　撤离上海

　　在电视中看到电视记者用掩藏着的摄像机拍下了一组不法奸商给牛注水的镜头。注水者说：“不是吹牛，这方圆几百里找不到我这水平的。打的位置不好牛当场死，打三十斤水可不容易”。 镜头里的牛肚子看着鼓了起来，牛眼痛苦地淌着泪，牛最后訇然倒下……

　　给猪牛注水已经不是新闻了，有的为了注过水的猪牛肉好看，还加注胶水和尿酸。为富不仁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火腿泡在敌敌畏里防生蛆，蜜饯饼干以过量的防腐剂防霉变，黄鳝吃避孕药以促生长……不一而足。看到这样那样的报道你简直不敢开口吃东西。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仅是没有诚信，而且是根本不畏天命。

　　有些事在稍有良知的人看来是伤天害理的，但在一切向钱看的人们眼里却合情合理。我想没有宗教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如果给牛注水的人稍有一点宗教心理甚或有点迷信，他可能会因为害怕因果报应而收手。三十斤水固然给他带来了不义之财，但他会因此而担心牛头马面找上门给他套上链子，或下一世转投牛胎……

　　“礼崩乐坏”———过去的信仰打破了，新的信仰没有建立。这是个信仰真空时代。从上到下无一例外。

　　另一组镜头是湖南嘉禾株连九族的拆迁事件：书记赤膊上阵，叫骂：谁挡我一程，我灭他九族。原来该书记的政绩工程遇到了钉子户，钉子户的亲族不是下岗就是开除公职。有的亲戚哭诉着说为了避祸甚至离婚，以保身家。后来此书记被温总理点名通报，这一强行拆迁也被叫了停。 这些都是揭出来的，相信还有许多没有揭露出来的。看了这些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些年经济是上去了，如果发展经济是以伦理道德的倒退为代价的话，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

　　我在上海的公司成立于2000年。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注册一家公司那么烦难，一家这么小的公司，各种IC卡、证书、执照、文本、图章、数不清的塑料本本装了满满一抽屉。说实话，我看中国公司未见得管理得比加拿大好，而加拿大的公司只有几张纸。在上海每年不仅要花几千块钱请会计公司做年检，还要认购各种规定的政策法规。今年就搭配了一本《总经理必读》，要了我190元。据说此书是由北京某个有背景的公司印制的，等于是变相摊派。我们以网上咨询和交易为主业，但我们没办法登陆一些国际基本的资讯网，比如CBS Market。

　　我们的操作室要收看CNBC，这是搞咨询的起码信息来源。于是买了卫星天线，刚想装，就有“帮拆队”上门说现在不允许私人装卫星接收器，说是影响市容。我说我们是外资公司，他们说必须申请核准。于是我们找区有关部门，结果城管办与信息办互相推诿。我说既然怕天线影响市容，那我装在阳台里不就好了嘛。他们说还是不行，那我说：“那就不是市容的问题了，是阻断分享信息权利的问题了。”不料那负责人说：“你去告好了，告到国务院最好。”于是几千块钱买的卫星接收器还放在箱子里。有人说，你装好了，既成事实他们也不管的。但我总想讨个说法，想安安生生不是偷偷摸摸做一件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事。这恐怕就是所谓的“外松内紧”。

　　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银行问题。在加拿大如果你想开一个公司账户，那银行会高兴得不得了，并盯着你开。但在上海你要开个公司外汇账户真是难上加难，要到外管局去批，而且要合同。而个人账户不管人民币还是外币又都没有支票的。一张MONEY ORDER到上海还要HOLD一个月才能兑现。

　　看着银行职员在那儿填一大堆单据，你不禁会问，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银行系统吗？当然从表面看银行是相当现代化的，尤其在浦东发展银行的大厅，你会觉得全世界没有一家银行的大厅有它那么富丽堂皇。这儿原是上海市政府办公楼，解放前是汇丰银行的总部。但汇丰没能买回这幢楼，浦发银行却出了三亿美金的高价将其买下，并用一亿多人民币装修了营业大厅。不久浦发银行股票上市，一下子把二十几亿人民币（三亿美金）收回了。

　　但骨子里，中国的银行还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坏呆账高企不说，更可怕的是有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中国的银行就是不能与国际接轨，中国的人民币就是不能走自由兑换一途，且言之凿凿，振振有词。他们认为一旦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难保不发生金融风暴，甚至大厦倾于一旦。我们希望国家稳定，我们宁愿自己的公司无法开展业务，也不愿看到因为中国的银行和外汇系统与国际接轨而影响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前程。

　　我们在虹桥仲盛金融中心的办公室租期到了。我决定不再续约，而移师北美。朋友们觉得可惜了，特别是我们公司在上海曾有过辉煌，许多媒体包括中央台都报道过。但我已养成了“止损”的习惯，停损出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之道。

　　还有件促使我回师北美的事。我在南京表弟工作的医院体检时发现尿酸奇高。原来我在加拿大得的关节炎，其实并不是寒冷而是尿酸引起的。在国内难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殊不知海鲜、动物内脏、豆制品以及啤酒的嘌呤极高，而我身体内缺少一种酶去分解，也算是个不治之症。已是肾科专家的表弟警告说，再这么下去有危险的。于是决定从此告别美食，回多伦多过清淡的生活以求平安———这是个例，不足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