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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原籍湘阴，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其长兄范源廉早年入时务学堂学习，与蔡锷等同学，并兼理学堂事务，1898年，百日维新被镇压，范源廉受到追查，被迫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后，17岁的范旭东也追随兄长去了日本，就学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他虽然接近康梁，但似乎一点也没有沾染上革命党人的激愤浮躁。他在东京安静地度过自己的读书生涯，结婚，并且在日本有了很体面的职业。
辛亥革命后，范源廉应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次长。范旭东也偕妻回国供职于财政部，很快他就因无法忍受官场的腐朽而离职。1914年，31岁的范旭东在盐务改革派官员的支持下决定创办一个盐厂。范旭东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立下这个决断的。从此，他离开了长兄的关照，开始独自面对自己的人生。范旭东的事业开始于一时的血气之勇。30年之后，范旭东说自己的盐厂“当日兴办，大家都没有什么深意，说起惹人发笑。在我看来‘书生之见’比‘发财之念’浓厚得多。”这也绝非虚言。因为在当初他的内心深处，办盐场与其说是办企业，不如说是开始一个有巨大实用意义的科学试验。这一点一直是范旭东事业的根基。
1914年，范旭东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5年6月在塘沽设厂，8月正式投产，产品商标定为“海王”。久大精盐公司粗看起来政府背景很强，张謇、梁启超、范源廉、蔡锷等给公司提供了有力支持，还为公司集了资，但是范旭东的事业并没有太多依靠官僚特权。1916年，第一批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久大精盐公司从日本引进的制盐机械设备生产的精盐洁白，盐质均匀、卫生。传统的手工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久大精盐公司在中国带来了制盐的革命，也向盐商发起了挑战。长期以来，盐商依靠引岸专商制度获取暴利，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无论是洋人还是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甚至在和久大的争斗中，代表列强利益的盐务稽核所和代表北洋政府的盐务署不得不一再迎合盐商的要求，压制久大，虽然他们都很清楚盐商是导致盐政败坏的根源。久大刚设立时，因为规模较小，获利无几。1917年2月汉口支店成立后，销路骤增。此后久大公司精盐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久大与专商20多年的激烈竞争，实际上也就是自由和垄断的竞争。但是最终这场本应没有悬念的竞争却以久大的失败而告终。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验票，收取巨额的验票费，再次承认专商的合法地位，对于久大公司来说是个重大打击。为了生存与发展，久大公司不得不参与购买引岸盐票，开始经营粗盐，逐步专商化。1936年，久大精盐公司改名为久大盐业公司，经营重点被迫转向粗盐。
范旭东曾经非常愤懑地说：“就买卖而论，从来没有撞到对手，和我们作正当竞争。旧势力，只是把我们牵住，不许动弹。”这是书生范旭东所没有料到的，而他也并没有更高明的解决办法，虽然在政府里他有很深的人脉资源。
1917年范旭东创办了中国的制碱工业。此外，他还创办了一些重要的事业：1922年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永裕盐业公司，1927年的静生生物研究所，1934年的永利硫酸铵厂，1938年的永利川厂，1944年的海洋研究室等等。
1934年范旭东为他的集团拟定了四条信念：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的光荣。他认为自己的事业“本底子是书生事业，惟有亲近学术，开拓我们事业的前程，才是正轨。” 也正是通过科学研究，范旭东把自己与旧式实业家区别开来，1936年8月，他说旧式实业家“羡慕近代工业繁荣的情绪有余，这繁荣究竟是建造在甚么基础之上，却无暇计及，毕生事功，无已浮萍，不待人亡，政已垂息。”在他看来，现代工业就是建筑在科学研究之上的，只有科学可以传诸久远。就这点而言，范旭东身上有着强烈的科学家属性，这有时甚至会压倒他的企业家属性。任鸿隽也认为对范旭东而言，“工业以科学为出发点，学术为工业的终竟目的。”事实上，对范旭东而言，科学也是他的立身之本，他常说自己信念的基础是“真理”，这个“真理”包涵并非“诚心正意”的圣贤之道，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说，他的“真理”起码暗含着对圣贤之道的审视和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