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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品】李华芳
在新领域开疆辟土
《生活水准》 阿马帝亚·森 著
《经济增长的秘密》 赫尔普曼 著
《企业成长理论》 彭罗斯 著
《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 尼尔oK.考默萨 著
目前经济学书籍的出版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路径，除了在方法论上不断锤炼之外，在应用上开疆辟土也毫不逊色。森的《生活水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既是对亚当· 斯密“体面生活”的现代回应，也是森基于一贯对“贫困与不平等”的研究得出的自然结论。生活水准到底有一些什么标准，其中重要的是周围的人的生活水平将决定你的生活标准是什么，正如斯密所说“邻人的穿着决定你的穿着”。森的拓展在于把能力视角引入到分析中来，认为不管生活水准到底如何，关键是人的能力要拓展。这也是森对《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思考的延续。
而赫尔普曼则在传统的经济增长领域数年磨一剑，推出了《经济增长的秘密》。赫尔普曼认为资本积累实际上要考察技术进步的作用，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技术进步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不只是资本的积累。所以增长理论应该更关注技术进步。卢卡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把技术进步的问题推进到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和知识积累的外部效应。后来，罗默综合了这些观点，改变了增长理论的方向，开创了“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开始把注意力从资本积累转到知识和创新上来，这也是解释“索罗余值”的重要因素。赫尔普曼以言简意赅出名，在这本加起来不到150页的小册子中，所涵盖的领域之广、程度之深，令人叹为观止。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开放贸易、收入分配和制度变迁等各个角度切入，研究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赫尔普曼为我们揭开了“经济增长的秘密”。
实际上不管是从森的研究出发，还是从赫尔普曼的研究来看，两人的研究都隐含着如何对待政府角色的问题。自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府也是经济人的思想提出以来，把官员当成理性人的研究不断面世。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学开始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讨论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或者说，经济学的研究从来未能摆脱马克思的影响。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结合了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综合了三种方法，提出从理性的公民个人角度出发，他们会对经济结果的偏好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对经济政策的偏好。但官员的目标不一定与选民的偏好一致，根据公共选择理论，选民与政治家之间的代理关系会存在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佩尔森等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必须要依靠制度来保证政策产生和选举政治家的程序。如此一来，就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今年上半年最出彩新书集中在企业理论上。威廉姆森和西德尼·温特主编的《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是对科斯“企业的性质”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回顾，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拓展。这是纪念科斯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发表50周年时的一次会议的论文集。事实上，企业的性质不仅启示了对于企业的研究，也启示了经济学家对各种组织的研究。
不过彭罗斯与科斯意见不同。正如彭罗斯在《企业成长理论》中展示的那样，科斯并没有在文章中定义“什么是企业”，而更多是在讨论“企业可以节省市场的交易费用”与“管理企业需要的管理费用”之间的权衡。而对彭罗斯来说，这并不是重点所在。企业一直就是作为一种管理组织而存在的。而且企业不是僵化的，企业研究也不是边界确定之后就完事了。企业就像是有机体一样会成长，尽管其成长并不一定表现为产量增加之类的业绩。实际上早在1959年，彭罗斯发表《企业成长理论》的第一版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其后她不断完善“企业成长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被概括为：企业是建立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成长则“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从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企业的成长就是不断挖掘未利用资源的过程。认真思考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的意义，就不难发现，彭罗斯解释的是什么在决定“边际上的管理费用”，答案是“内部的管理结构”。这正是企业不同于市场之处，“内部”才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利用还“未利用的资源”，同时也限制了企业能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利用资源。
在新兴的“法与经济学”领域，也有两本重要的相关作品值得一提。尼尔oK.考默萨的《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从经济学的供给需求框架出发，应用到法律市场上。考默萨是研究财产权出身，所以对于权利的供给与需求有独到的理解。本书第二章考察土地的使用及其权利，涉及城市规划中的各种权利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不无启示意义。
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到经济学理论的概括，这是新生代最活跃的经济学家迪克西特的拿手好戏，他的研究范围惊人地广泛。在最近的新书《法律缺失与经济学》中，迪克西特从我们为什么需要治理这个问题出发，分别阐释了当下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筑在法律存在的前提下，但现实世界中，法律有可能是缺失的，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的自发秩序如何扩展，合约如何执行，产权保护在掠夺型政府面前如何作为等，迪克西特以清晰有力的模型和逻辑展示了答案，并且指出了完善法治的现实意义。
激辩转型期中国现实困惑
《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 本力主编
《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 林毅夫 著
《穷人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 蔡昉 著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赵人伟 基斯·格里芬 主编
《中国的新革命》 凌志军 著
《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 史正富、刘昶 主编
《制度与能力：中国民营企业20年成长的解析》 陈凌、曹正汉等著
中国正处于经济、政治及文化的三重转型之中。那么在30年改革的经济奇迹面前，抚今追昔，中国会往何处去？本力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结合当今一线经济学家的智慧，探究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并展望其可持续的因素，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奇迹将会持续，另外一种则非常悲观，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积聚了一个大泡沫，而是泡沫终究会破灭？那么，中国的危机会以何种形式体现呢？是会重蹈拉美的覆辙，还是走上日本的老路？印度模式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崛起？！》一书重点分析了这三种可能的参照路径。关注拉美的贫富差距问题，关注日本的金融市场泡沫，关注印度的内源性增长，这都有助于中国在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对于崛起还是崩溃的截然两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简化处理。例如林毅夫就在他的《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中旗帜鲜明地认为没有现成模式，“不盲从国外现有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研究乃至了解中国当代经济的必由之路。”尽管林毅夫认为没有现成模式，但也未能提出新的模式。但从他对产能过剩、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发展，经济过热、宏观调控与政策，发展战略、国企与金融改革，经济学与教育等方面研究来看，其思考的路径依然是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思路。
从这一点上说，反倒是蔡昉的《穷人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以及刘树成的《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更为朴实一些，直接面对问题，采用主流的研究手段，用中国数据做实证，并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看法，这对当下中国而言可能是更有效的经济研究。例如蔡昉通过对政策扭曲情况下的全球农业病的反思，来对照中国的“三农问题”。蔡昉认为，解决中国穷人的问题，需要未雨绸缪，权衡各种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而在现实制约的条件下，从培育国内市场入手可能是较好的选择。而要完成这种改革，除了在农业技术上要采用政府诱致性的技术变迁之外，在农业经营方式上应该允许多元化经营。
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为人所诟病，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这种质疑就从未停歇。那么三十年来的改革“以效率换公平”的后果到底如何呢？赵人伟和基斯·格里芬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一书，同样着眼于中国数据的计量与实证，其结论是收入分配上的制度性扭曲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这也为反思改革三十年如何转向更“公平”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至于如何转向的问题，至少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市场化手段依然可以用于推动社会公平，而且市场化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不容易说清楚，但搞清楚目前中国市场化的情况到底如何，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等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延续了前两份报告的思路，用23个基础指标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作比较，列出了排序。同时也对各地区沿时间顺序的市场化程度变化做出评价。这是目前了解中国市场化程度的较为可信的报告。在下判断之前，了解事实是什么，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而言，这一点特别重要，因而这些实证计量的工作就越值得尊重。
改革深水区难以触动的几乎都是信息极其不对称的领域，诸如教育诸如医疗，莫不如此。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的信息革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报告，从信息公开的技术手段说到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解决方案，主要观点就是应该进一步坚持公开行政过程，做到信息公开，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健康转型。
而说“信息革命”似乎言过其实，即便凌志军相信在中关村发生的一切是一场《中国的新革命》，但放宽历史的世界，把它置于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或者许涤新和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30年改革尽管是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但就其本质而言，或许不过是整个经济演化过程中一朵浪花而已。当然凌志军的确开启了将企业置于整个中国改革进程中来审视的叙事手法，将中国企业置于中国改革的历史过程中，纵横阡陌，方能体味原汁原味的转型期中国企业的演化史吧。
中国企业命运多舛。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如果说 “国退民进提高了效率”，那么马上就会遭遇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的致命一击：效率是否公平？国企改制后收入分配的结果是否皆大欢喜？事实远非如此。在民主与法制“双重缺失”之下，国退民进受阻，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替代方案。挑起争端的郎咸平的方案是因噎废食，彻底停止大型国企管理层收购（MBO），以寻找有良知的职业经理人作为国企改革的新方向。而复旦大学的史正富等人在《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一书中，则从国外NGO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启示，提出国企产权可以多元化社会化，以此来取代民营化。两种观点遮遮掩掩的前提是有些国企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不可私有。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置于政治选择的框架，这一遮遮掩掩的前提实际上是官员的一种策略，无可厚非。
但即便在这一前提可靠，两种替代方案依然令人啼笑皆非。在民主与法制的双重缺失下，职业经理人有没有成长的土壤？NGO能不能保持真正的独立？现实世界中，职业经理人和NGO市场上的阴影甚至多于国企改革领域。所以上述两种方案难免给人“换汤不换药”的感觉。应该重视的或是完善法律框架，切实推进法律的执行效率，并努力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律框架之中，以防“政治大于法”现象一再重演。这是隐藏在国企改制路径背后的真问题了。
也正是在这种“双重缺失”的土壤里，中国的民营企业却以不屈不挠的姿态倔强生长起来。“国退民进”至少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民营经济的活力。民营企业以其对说出具体约束的把握与突破，形成了对哈耶克“自发秩序”思想的绝佳注释。陈凌和曹正汉等在最近出版的《制度与能力：中国民营企业20年成长的解析》一书中，以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制度问题”和“技术问题”为切入点，作了独到阐释。
三本对投资人大有启发的书
《庞兹的骗局》 （美）米切尔·朱科夫著
《随机致富的傻瓜》 （美）纳西姆·塔勒布著
《长线》 （美）查尔斯·埃利斯著
事实上，双重缺失不仅影响企业的发展，对于中国股市而言，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对于2007年上半年而言，排队开户买股票的盛景会被历史铭记。顺风搭车，“炒股秘籍”之类的书籍也持续热销，而在这背后，那些警示之声却显得如此薄弱。考虑到这一层，对于中国的股民而言，今年上半年至少有三本书是能带来启发的。
其一是《庞兹的骗局》。今年5月之前，沪深股市狂飙突进，时有耳闻当了房子入股市的新闻。但股市的上涨需要匹配上市公司的业绩，而现在这种情况并不相称，但依然有大量资金入市，新增股民人数不断增加，始终是庞兹游戏的诱惑太大。也许有人会认为自己是站在东墙这头，因此总能在泡沫破灭之前捞到一票。股市自然是有人赚钱，但这些钱很可能来自后入市的散户，而非来自企业的业绩，尤其是所谓短期内的惊人回报本身就透露出不太可信的味道。这让整个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庞兹圈”，无法持续。当最后泡沫破灭，一切归于沉寂，这资本的战场上只会剩下尸横遍野的散户。但奇怪的是，像庞兹骗局这样的老把戏总是变着花样不断出现，但依然无法教会贪婪的人们“何为谨慎”。在法律不完善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未能完全发挥的条件下，人们尤其需要不时读一读这本《庞兹的骗局》。
对于投机性的行为，行为金融学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实际上随机选择一堆股票和挖空心思找热点的收益率相差无几。塔勒布在一次股灾中得以幸免，他潜心研究了自己的经验，最后发现自己只不过是运气比较好而已，而这种运气或者说随机性总是不被人重视。所以塔勒布最后写了《随机致富的傻瓜》一书，来提醒那些自认为可以成为股市弄潮儿的人。此书与《庞兹的骗局》异曲同工，对于中国新兴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而言，面对法律缺失的困境，除了迪克西特在《法律缺失与经济学》中所提到的政府治理之外，投资者的谨慎也是必须的。查尔斯.埃利斯在《长线：资金集团的成功之道》以“美国三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和全球最大的独立投资研究组织之一”的“资金集团”（Capital Group Company）为例，为读者讲述资金集团的故事之余，道出了成功的秘密，那就是要关注“长线”注重长期，这恐怕也是对当前跟风投机的中国投资者如何谨慎的一个解答。
直面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经济学与幸福》 布鲁尼 波尔塔 主编
《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汪丁丁 著
不管是贫富差距拉大，国企改革扭曲还是股市非理性繁荣，这些经济上的狂飙引发的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问题。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有过讨论，斯密晚年担心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礼乐崩坏。这启发了后来的经济学者不断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所在。布鲁尼和波尔塔主编的《经济学与幸福》详细讨论了收入、家庭关系、健康等等因素与幸福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与幸福增长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但家庭和健康与幸福紧密相连，由此带来的启示是，经济增长可能是重要的，但对于人们的幸福而言，关注健康，关注家庭或许更重要。
但家庭和健康常常被忽视，对于物质利益的无尽追求使得市场竞争丧失了道德基础，甚至如上个月 “山西黑砖窑”这样的事件更突破了法律的界限，刺痛了我们的神经。市场经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道德基础？汪丁丁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对此有可贵的探索。该书收入的论文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体现了汪丁丁一贯对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的关注。汪的观点实际上与斯密相当类似，通过学术传统、大学教育、医疗体制改革等方面的解读，汪丁丁认为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所需要的是一个不断扩展的作为其道德基础的关于产权的共识和信任关系，以及维护这个道德基础的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汪丁丁概括了许多社会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提出一种被称为“美好生活”的社会状态，他从三个维度来刻画：其一是“个体禀赋的充分发展”，其二是“正义”，其三是“足够丰富的情感生活”。而作为支持个体充分发展的市场，必须有能够支撑它的道德基础，这让我回想起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20年辛苦不寻常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许涤新 吴承明 主编
在经济学领域，“中西”或“体用”之争并不明显，当然主要是实用主义占了上风。是以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进展的同时，以中国传统手法展开的研究也依然在继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经济研究系列”中的重头戏，《中国经济通史》系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自强主编先秦经济卷，林甘泉主编秦汉经济卷，陈高华和史卫民合著元代经济卷，王毓铨主编明代经济卷。唐宋由于资料繁多，研究也较为充实，梳理更为耗时费力，暂未看到。这一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从现有已经出版的书目来看，气象宏大，挖掘本土资源上用心颇多，有望成为精品之作。以樊百川先生的《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为例，资料详备，又不简单是史料罗列，而是独具匠心从整个中国制度沿革的视角下，来审视轮船业这样一个细小的行业，却又从中以小见大透析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变迁，实属佳作。
而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上，吴承明先生和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最近全部推出，单书后所附图表就接近500张，涉及史料上千种，功夫之深，令人叹为观止。许涤新先生1988年去世，而此书前两卷1985年也已经出版。但此次是三卷出齐，功德圆满了。尽管在断代上两位先生是采用宋末至清、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未免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不合宜，但从时间沿革条分缕析而言，是目前为止研究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集大成之作了。
从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经济通史》系列到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关的延续，不管是否出于时间上的巧合，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传承而言，这无疑是提供了一块厚重的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