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的两位朋友译出贝克莱大主教(George Berkeley)唯一一本经济学专著《问难》（The Querist），让人无比兴奋。这本18世纪的小书被人忘记太久，甚至亚马逊书店都早已断货，只有“古登堡电子书计划”把它做成电子书，防止失传。翻了国内数得出来的几本研究贝克莱的专著，尚无人认真讨论过他的经济思想。有些专家认为本书书名应直译为《提问者》，可我却更喜欢赵迺抟先生的译名《问难》，显示出好强辩论式的灵活机智。
国人对于贝克莱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所有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讲起的哲学教科书都会介绍贝克莱的哲学思想，《人类知识原理》在思想史上地位极高。他因为说过一句名言“存在即是被感知”，于是在中国就被归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反面典型。美国人倒并不这样看，他们用贝克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小镇，还在1868年建成鼎鼎大名的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
只是很少有人承认贝克莱是经济学家。我翻阅一些权威的教科书如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完全没有提到贝克莱。同样地，查遍熊彼特煌煌三卷《经济分析史》，也没见到贝克莱名字。很偶然的机会，才让我注意到贝克莱原来还写过经济学专著。那一次，我查阅30年代经济学资料，读到1936年《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有赵迺抟先生的一篇纪念亚当·斯密《国富论》诞生160周年的文章，其中提到当时已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亚当·斯密留下的数千册藏书。虽然斯密生前亲自焚毁了大量未刊布手稿，但根据他的藏书也能探得一些有趣线索。斯密对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做过研究的事情已经广为人知，这本书前些年被译成中文，国内学界颇热闹了一阵。
可斯密还有两册枕边爱书，就不大为人所知了。一本是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还有一本就是贝克莱的《问难》。前者在10多年前已有中译，但几乎无人研究，后者从来就是默默无闻，与贝克莱在哲学史上的大名形成强烈对比。这两册书的共同特点是薄，且机智，没有体系，却有对经济现象的深刻洞见。
《问难》全书由几百句“问句”构成。是的，只有提问，没有回答，甚至有些问题恐怕永远不会有答案。不妨随手摘出几句，以飨读者。如：如果一个人吃饱了，穿暖了，有地方住，还能被称为穷人吗？（第2问）；其他一切手段，一样可以激励和保证人类勤奋劳作的手段，是否都不如金钱来得有效？（第6问）。贝克莱就这样一问接着一问，一环扣住一环地探根溯源。读这本书既可以从头开始读，循序渐进；也可以任意翻开就读，寻求启发。任何一个问题都逼迫读者从总体上去反思和把握经济学。显然，斯密把它放在身边时时翻阅，喜欢的就是这个。
贝克莱的有些思想可以在更早的配第、诺思爵士或者约翰·劳等先驱那里找到痕迹。但总的来说，这是贝克莱站在爱尔兰的立场上，针对现实问题的发问。他没有给出结论，就是想引发争论从而引起政府的重视。他以为，这种发起争论的模式比直接著书向政府献策要有效很多。
这本书前后出过三版，他一共写了900余条问题，但不断删汰调整，最后的定稿剩下500多条，涉及财政、货币、土地、劳动、价值论等社会经济方方面面。可惜，贝克莱并没有取得他所期待的社会反响。人们赞誉他的努力和勤奋，但很快就忘记了这本书。
我现在检索最权威的JSTOR数据库，发现在过去150年里，只有4篇严肃的经济学论文讨论过贝克莱的思想，其中两篇谈到《问难》，都是英国老资格经济思想史家哈奇逊（T.W.Hutchison）所写。哈奇逊对贝克莱有几分同情，但更多严厉批评，觉得贝克莱只是注意到爱尔兰的特殊现象，没有从一般性角度认识问题。而且贝克莱的提问中多有反问，隐隐可以看出贝克莱自己选择的立场。从贝克莱的立场看，他为了追求解决失业等问题，提出很多“头痛医头”的方案，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方案可能造成通货膨胀，造成“脚痛”的结果。
在哈奇逊看来，贝克莱这本书，连他“引起人们争论”的最低目标都没有实现。后来认真阅读斯密—萨伊—李嘉图著述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无法接受贝克莱散漫不拘的表达方式，那么它在思想史上还有什么价值呢？
似乎只有一个经济学家比较认真地对待过贝克莱这本书，他就是19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小穆勒（J.S.Mill）。穆勒还写过一篇书评，从时间来看，也许是他最后几篇文章之一。他高度赞扬了贝克莱对奢侈风俗担忧的经济学关怀，虽然他也认为贝克莱为提问而提问，把这本小册子弄得过于单薄了。穆勒对货币本身的价值深表怀疑，这点在贝克莱那里取得了共鸣，他意识到经济不只是价值规律，还与社会风俗有关，而后者是李嘉图要竭力从经济学中剔除出去的东西。
贝克莱对人性和社会风俗的堕落深表担忧，这也大大影响了亚当·斯密，可惜没有影响到后来的经济学，即使小穆勒谨慎的反思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贝克莱要把道德问题引入经济学来谈，斯密也是如此。后人接受了经济学，却悬置了道德哲学。评来评去，贝克莱真是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经济思想。
好在此书终于有中译了，历史自有公断。不管此书放到现在还会有多少读者，道德和习俗永远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