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曾经讲过：聪明但喜欢走捷径的人，最好去当将军；又聪明又勤快的人，让他去当参谋；不聪明、爱偷懒的人，可以去当传令兵；但勤快、愚蠢的人，最好什么也别让他做。

　　“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按拿破仑的说法对号入座，那么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去扮演‘参谋’的角色。”王东京这样给自己定位。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一直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从事教学工作。现在，他已记不清自己是多少次站到讲台上，为前来学习的中高级党政官员讲中国经济学，讲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掌握经济理论，掌握一个支点

　　阿基米德曾经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转动地球。如果把经济活动比作地球，经济政策比作杠杆，那么经济理论就是撬动“地球”的支点。“主管经济工作的党政官员，天天与政策打交道，或是制定政策，或是执行政策，如果没有掌握必要经济理论，很容易弄巧成拙。”王东京说。在经济学家和党政官员之间寻求一种有效的沟通，是他近年来致力探索的课题。

　　经济学中有一个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王东京用经济学家的眼睛来看，发现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效应也是递减的。“经济生活不像物理实验，它的变数太多，几乎无法控制。比如1998年以前，治理通胀是主要任务。谁料中国这边”着陆“未稳，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接着是一场大洪水。原来的经济过热，一下子变成了需求不足。问题变了，政策当然得跟着掉头；否则，无异于南辕北辙。”

　　政策的效应递减，还体现在执行程序上。国家制定政策，考虑的是整体利益。但政策到了基层，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本小账。两笔账能算到一起固然很好，但很多时候，根本就算不拢，这就难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济学上管这叫博弈。“面对这种情况，国家要想实现自己的意图，就得出新招、出奇招，不能让对手摸到路数。像程咬金那样老是三板斧，肯定是不行的。”

　　评价一项政策好坏，必须让实践说话。但单纯由实践来判断，难免会成“马后炮”。王东京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置身沙漠中，哪个方向能找到绿洲，哪个方向是死路一条，他必须事先就做出定夺。绝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走下去，走对了是万幸；可一旦搞错了，自己就会埋尸黄沙。果真如此，实践的代价岂不是太大了？”

　　王东京认为，让经济政策随机应变，扬长避短，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学习一些经济理论。近年来，他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与官员谈现代金融》、《与官员谈财政税收》、《与官员谈中国改革》等，一改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沉闷传统，用随笔的形式，把复杂深奥的经济学原理，描述得生动活泼，在国内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形容王东京“就像一个导游，引领我们走进这片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丛林，其中既有山重水复的困惑，也有柳暗花明的惊喜。在困惑和惊喜的转换之间，我们领略了王东京教授深入浅出、厚积薄发的功力”。

　　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

　　有人说，经济学如此复杂，各种学派多如牛毛，对同一个问题，三个经济学家，可能拿出四种答案，你让我听谁的？“今天的经济学，千头万绪，令人生畏。一不小心，就可能迷失在这片丛林里，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别说用它来分析问题，就是弄清原委，都可能茫然失措。但这绝不是说，经济学是屠龙术，如果我们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它最本原的东西梳理出来，你就会发现，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其实并不多。”

　　王东京说的“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则：道理简单，容易理解和掌握；经得住实践验证，能得到普遍的接受。“不论经济学多么庞大，假如用以上两个原则去过滤一番，能剩下的东西，充其量不过一掌之数。” 王东京认为，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

　　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资源稀缺假定，强调市场经济要合理配置资源。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充分发挥个人劳动效率。与此对应是三个经济学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既然人是自私的，必然就会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供求原理，既然资源是稀缺的，就必定存在供求关系问题。等价交换原理，既然保护个人产权，就必须实行等价交换。运用上述假定和原理分析经济问题，还需要三个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以及帕累托标准。

　　“这九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怎样？经济生活千变万化，而经济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把握了它，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就都具有了看家的本领。”

　　在王东京看来，纷繁复杂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其实就是根据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构造起来的。比如，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根据利益最大化原理，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形成了生产规模理论；从资源有限的假定出发，根据供求原理，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就形成了市场价格理论；从保护个人产权出发，根据等价交换原理，运用帕累托标准，就形成了按要素分配理论。

　　“它就像中国的八卦，一旦组合起来，就会博大精深、变化无穷。孙子兵法，说起来只有三十六计，但要运用得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兵家审时度势、用计准确，方可得胜。作经济分析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先弄清经济问题产生的背景与条件，选择恰当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合乎逻辑的推理与判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十年专栏，十部文集

　　经济学家既然要当“参谋”，就要研究现实、服务现实。在讲课和行政工作之余，王东京密切关注着社会经济问题。他经常不辞劳顿地深入厂矿企业乃至偏僻的山村进行调查研究，或与各地的党政官员、企业家广泛接触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选题。

　　时下CPI上涨，成为全国消费者最关注的问题。人们担心CPI上涨会带来涨声一片，引发通货膨胀？王东京为文写道：近期CPI上涨是由于肉禽供应减少，属于商品短缺，而不是通货膨胀。在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上，商品价格主要由买方决定，物价全面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与一般学者不同，王东京把目光投射到在这场争论中一个沉默的主体———农民。“农产品比价低，农民不富裕，不是农业天生弱质，更不是农民不勤劳。相反，是为了保证城市供应需要，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农民有了增收的机会，说农产品不能涨价就是偏见。”

　　王东京的博客更新很快，当很多学者批评全民炒股时，王东京却说全民炒股有何不好；当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汇率问题再次发生争议时，王东京疾呼要守住人民币汇率；当政府对民间融资加紧控制时，王东京建议对民间融资应网开一面；当中国经济迅速冲进全球化的浪潮时，王东京提醒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

　　王东京在媒体写了十年专栏，出版了十本文集，所论主题不同，行文风格却一贯。不装腔作势，不故弄玄虚，不说违心话，王东京多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他这样阐释自己的定位，“中国经济正在转轨，必会引起各利益主体的博弈，社会矛盾交织，山重水复，困难多多。面对这些难题，政府有意广开言路，多听意见；而学界中人，自然不该袖手旁观。”

　　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经济学家关注现实、改造世界的历史。王东京下决心在这条路上坚持到底，”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在曲折反复的经济改革中，拿出顶风冒雨的雄心，舍我其谁的气概，秉承经济学的传统，真正肩负起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