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不断转移，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现象正在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巨大的“人口红利”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在一些比较乐观的发展经济学家眼中，中国正由此转向一个“刘易斯转折点”。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注意劳动力资源对于我们大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而只有当我们为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才会珍视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性。如果那些内生于人力资本的技术创新因此绽放出来，则注重长期投资的普通民众信心也会走入一个良好发展机制之中。
不少毕业的大学生走向社会之后，总要抱怨，大学教育已与实际工作严重脱钩，在大学的4年教育常常还不如工作一个月后学到的更多。每每听到这样的牢骚，我总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难道我们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还没有让学生领会大学教育的实质吗？为此，我也只能先向他们检讨现在的大学教育体系。的确，现在的大学教育设计中还存在很多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改革发展。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大学教育并不是终身的职业教育，它只是人生素质教育的一个片断。那么问题又来了，专业教育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曾经和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合作导师清野治一（Kazuharu Kiyono）教授交流过。他告诉我，文学系、历史系的学生毕业之后做起了计算机编程、汽车设计等技术行当，这在日本比比皆是，原因就在于，日本企业会对那些刚毕业大学生重新组织专业教育培训，往往会花上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新就业者重新学习本行业的专业技术职能和相关理论知识。而企业招募选择的标准，主要还是看应聘人所毕业的大学的声望。比如，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政界、新闻界和企业界声誉很高，所以早大学生在毕业找工作时就大占优势。这也就是说，除了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之外，日本企业也非常愿意对他们的员工作专业知识培训投入。这些都是源于普通民众拥有良好的未来投资信心和预期。
回到中国教育问题上，显然，问题不是教育体制本身过于落后而无法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相当部分还在于现在的大学生不愿意对教育和自身的人力资本做更为长期的投资，他们的“隧道视野”让他们更多地关注短期的、更高贴现的现期收入，而无法计算或者不屑于考虑那些更为长远的发展利益。企业也一样，不愿意对员工作更为专业的专业教育培训。究其原因，我以为，以GDP为基调的大国崛起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我们过度地依赖靠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发展快感，而忘记对社会再发展作必要的反馈，对普通大众的人力资本作生产性再投资，使得他们渐渐失去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投资信心，他们害怕那些基于长期的投资行为根本得不到回报，所以把未来的长期发展加速折旧到即时的短期利益之中。哪怕相比之下利益期望已经大大受损。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发布了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报告明确地提出：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不断转移，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村庄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现象正在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在逐步转向供不应求。国内不少经济学家对此担心不已：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会因为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丧失遭遇前所未有的瓶颈障碍，巨大的“人口红利”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我并不认为这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就是件坏事，我们确实需要转变一下原来一味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注意劳动力资源对于我们大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我们才会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重要性。有了这些重要性认知，那么那些内生于人力资本的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出来，而注重长期投资的普通民众信心也会走入一个正向反馈的良好发展机制之中。
在一些比较乐观的发展经济学家眼中，中国正由此转向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这是一个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的二元经济蜕变过程。这个转折点说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只是一个静态的发展过程，从动态的经济发展逻辑来看，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那时候增长方式会实现质的飞跃，真正进入现代化的经济增长阶段。1973年，阿瑟·刘易斯也凭借这一发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作为一名研究制度理论的学者，我还是更愿意把这一转折点说成是“诺斯谈判点”。
在刘易斯看来，转折点之后的现代化经济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延伸，但在诺斯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不可预知的讨价还价过程，甚至可能会转入战争、革命等流血过程。每个拥有财富的既得利益者是不会主动放弃可能的潜在收益的，即使竭泽而渔的攫取损害了社会大部分人的福利，而且反过来也将折损其自身的长期利益，但他们仍不会主动放弃这些现期利益的攫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拉夫德·德龙（Bradford DeLong）教授对此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攫取大亨”，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因此，各个社会阶层以及作为中立方的政府之间需要一个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在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中寻求一个最佳的经济增长模式。西欧经历了几百年的腥风血雨才有了今日支撑整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日本从明治维新算起也有近140年的历史。真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改革经历！但是，一旦跨越这一“诺斯谈判点”，那么高昂的劳动力报酬会让我们对长期投资信心有一个质的飞跃，而如今改革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正是绝佳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