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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靓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政府推动
上海证券报：如果把上海和世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做一个比较，上海的既有优势在哪里，差距在哪些？
徐明棋：国际金融中心首先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深化扩展的基础上。它的资金积聚和扩散的能力能够超出本国范围限制，影响到周边的地区乃至全球，这就是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充其量只是国内的一个金融中心，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还需要在各个层次的积聚性上提高上海的国际化程度。
丁剑平：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金融的大超市，产品的种类、创新能力及吸引力是超市生存的动力。可以说，金融产品的开发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最关键的一项任务，而这首先依赖于各类金融市场的聚集。
目前，上海已经具备了几乎所有的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票据市场、外汇市场等等。上海同时也聚集了银行、保险、证券各类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的辐射全国的能力。但在金融产品的种类上上海仍然欠缺，而品种的丰富依赖于人的设计，因此人才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中的关键。
干杏娣：建设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具备三个层面的条件。一是基础面的宏观经济要达到一定规模；二是要具备硬件和软件的设施，特别是基础法制环境要相对完善；第三则是金融市场要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品种，才能具备有国际影响力的定价能力。
从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来看，从90年代以来都得到了政府层面的支持。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如果靠自然力量去推进，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关头，更需要政府的正确战略和策略，需要政府力量的推动。
深化市场的关键是寻找突破口
上海证券报：从上海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出发，市场的深化已经遵循怎样的路径？功能的积聚和吸引力的增强要如何推进？
丁剑平：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然要拥有定价权，定价权源自于成本最低的市场，因此降低成本对金融市场来说至关重要。虽然上海已经在物理形态上聚集了大部分金融市场，但这还是第一步，因为市场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如果票据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能够建立某种内在联系，那么金融市场的运行成本还会进一步降低，这对上市公司是个很大的吸引力。规模能够降低成本，怎样扩容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要走的很迫切的一步。
干杏娣：国际金融中心在物理形态上首先应具备规模性和集约性。上海陆家嘴地区聚集了众多国内外的金融机构以及交易市场，配套设施也非常便捷和高效，这一点是可取的。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国际资本的流动，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直接关系到上海演变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快慢程度。短期内资本过多的放开，有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这就需要在宏观方面的各个环节有一些配套措施的设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逐步推进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与汇率改革结合在一起的。
徐明棋：从物理形态的积聚到降低营运成本后的市场扩容，这些都是长期的战略规划。目前来看，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最关键的是要寻找一两个有价值的突破口，因为现在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法律法规环境、税收环境、人才吸引等等。在吸引资金进入之后，还要能够为资金找到扩散的通道和合理的配置。企业和资金积聚到上海不只是为上海服务，更要为长三角、为全国乃至为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服务。
组建控股集团应遵循市场化原则
上海证券报：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一方面要提升对外的吸引力，一方面也要对内进行资源整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能动性和市场规律应当怎样配合？
徐明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金融资源的整合从本质上说还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但两者相互之间是有影响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主要是靠市场的力量逐渐形成集聚，而我们目前是为了加速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成金融中心，部分依赖于政府的推动力。这个过程与以往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完全不同。
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包括推动金融资源的整合或者说成立金融控股集团。个人的观点是政府推荐和行政推动是重要的，但不能违反市场的基本规律。
丁剑平：金融控股是一个发展方向，这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此外，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金融控股集团虽然是一个方向，但是如果没有风险防范意识，盲目推进是很危险的。因此政府和监管机构需要有一个配套的法律预防和监管。
干杏娣：金融控股、混业经营是全球的发展潮流，上海在这方面推进改革应该说是有积极的意义的。这对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个作用只是间接的。并不是说有了这样一个金融控股公司，上海就能达到一个新的台阶。但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进行金融资源的整合，能够出创造更高水准的金融机构来应对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竞争，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响是积极的。
在这个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外地企业在上海的分支也是上海的机构，应该宽泛的来看待“上海的金融机构”这样一个概念。除了要设置配套的监管和法律制度，中间风险隔离以及风险内控同样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