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丰
近日，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出台《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
按照正常的逻辑，实行“绿色信贷”政策，不向高耗能、重污染项目和严重环境违法企业提供贷款，等于给这些项目和企业断了奶；同时，银行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循环经济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将为企业发展模式和经济行为提供有力的政策引导和规范。
初衷虽好，但如评价任何政策一样，“绿色信贷”究竟会有怎样的走向，还要看其层层下达后能否如愿得以推行。我们暂且按下内地金融机构并不高明的技术能力不谈，单以动机而论，推行“绿色信贷”首先要求打破银行、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间不甚恰当、但又不无“理性”的利益同谋。大量实践表明，这是一个殊难解开的死结。
经过多年努力，长期官商不分的银行部门开始走上市场化道路，这是值得称道的变化。只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疾风骤雨般的“注资-重组-上市”过后，前期改革可能因为有欠彻底而走向以下两种短期一致长期背离的极端，即：一方面，上市之于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效力主要体现在股价成为了考核经理人绩效最为直接的评价标准，为此，高增长、高利润、高派现几乎成为了这些银行惟一的追求；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市场仍然处于高度垄断、高度管制之下，为此，通过大量聚拢廉价资金以及大量满足信贷需求，就能轻易获取最大限度的超额利润。
实际情况正在按上述推测演绎。据不完全统计，近期银行股半年报捷报频传，其中工商银行业绩预增50%以上、招商银行预增100%以上、兴业银行预增90%以上、民生银行预增60%以上、中信银行预增80%以上。这种大面积“咸鱼翻身”的背景则是，因中国经济已然进入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通道中，今年上半年，在各项紧缩政策密集出台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2.54万亿元，占到全年预定目标的87%，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信贷过快增长的直接诱因固然是国际收支失衡而导致的货币过宽，但在此过程中，真正令人担忧的则是，银行非但没有尽到市场经济“守门人”的责任，反而竞相以大量资金廉价投放到过热行业中。譬如说，今年１-５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7.5%，超过去年全年增速（21.8%），也超过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5.9%）。再譬如说，近期铝冶炼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强劲反弹，而中国贸易顺差迅猛飙升，恰恰又与电解铝、钢铁等高能耗产业出口大增密切相关，而这，反过来又会再次恶化货币过宽的困境。
更有甚者，中国目前所遭遇的货币过宽可能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不同于日本等国出现的流动性泛滥，中国的情况是，诚如麦金农所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是割裂的”，换言之，中国其实有大量信贷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譬如说，在广大农村地区，资金大量流出、金融“失血”严重。再譬如，发展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针对这部分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继续突出。
内地金融机构热衷于趋热避冷、“红海”竞争、盲目扩张的原因复杂且难以破解，其中主要有这样几条：其一，中资银行效率低下、管理落后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扭转，尤其是，大型银行管理链条过长，大大加剧了绩效改进的难度；其二，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由于国资部门仍未实现公司化，股东本身对于长期利益以及短期利益的摆放就不合理；其三，地方政府始终存在很强的冲动，以各种方式不断对银行进行信贷资源的争夺并试图转嫁改革成本。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自19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
总体而言，中国自2004年起实行的宏观调控，最主要的抓手是管住土地以及管住信贷。基于种种复杂的情况，应该承认，本轮宏观调控虽成绩显著但仍存不少遗憾之处，这其中，部分金融机构置未来风险于不顾、一味盲目扩张信贷难辞其咎，这种状况恰恰反证出作为宏观调控一部分的“绿色信贷”的推行也不会顺风顺水，而其出路，可能仍需先从源头上对商业银行的“伪商业化”予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