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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经济状况迅速改善往往会引发社会动荡，我特别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的著述。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这位当过国会议员和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大学者写道，（大意）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在于法国农民受到的束缚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准显著提高，而随着手铐的去除，剩下的脚镣往往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托克维尔这一真知灼见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以至于我在文章中忍不住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托克维尔效应”。
为了写一部关于美国的著作，最近我又把多年前读过的一批书籍翻出来重温，这其中就包括美国重量级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写于1973年并在1986年有了中文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讨论公平与分配政策时，贝尔指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将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进一步解释道，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更加明确，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人们会进行更加令人反感的比较；换言之，“人们可能受的苦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
望着那曾经被我用笔重重划过的、在旁边还加了惊叹号这段文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贝尔明明白白地在三十多年前就谈论过“托克维尔效应”，我居然自称把这种现象概念化了，并且还对此煞是得意，不仅在文章中写明，而且还在课堂上讲给研究生们听。这种虽非故意剽窃但却属有意传播的行为，简直是丢人现眼，令我无地自容。怎么会这样呢？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散，事后我在讲课时郑重向学生做出说明，希望他们引以为戒，切不可轻言填补空白或理论创新，并特地撰写此文，以正视听，将“托克维尔效应”的概念化之首创权归还给贝尔或其真正的原创者们。
我无意为自己开脱，只是觉得，既然出现了问题，就有必要做些反思，深究一下与之有关的发生学问题。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读书时在页边空白处记下阅读的时间。经查证，我上一次翻看此书是1991年10月，距我写《高速增长与社会震荡》有14年的间隔。我相信，在阅读贝尔著述时，“托克维尔效应”就已经潜移默化于我的记忆之中了；四五年后再读托克维尔著述时，早年埋下的“托克维尔效应”种子便开始生根发芽；最后，在命题论证过程中，由于具有简洁性和穿透力，“托克维尔效应”便“瓜熟蒂落”般地浮现于脑海，以至于我浑然间忘却了它原本就是存在的。
如今从事文学创作或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为数众多。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人已经说过而后人读后多年又误以为自己原创的事例并非独一无二。我据此猜测，这类错误的出现恐怕还有不少。如果真是如此，如果把“效应”严格地界定为对某一类现象或相关关系的概括，那么我们或许还可以从中引申出另一个“效应”：“托克维尔效应之效应”。但愿这一次不再重蹈前人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