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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都斗争着一个贵族，一个游民；一个绅士，一个流氓。
⊙幽 人
从前曾经有过一个武侠小说一统天下的时期，从那些金庸古龙们的小说里，世人认识不少“江湖”和“侠客”。在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江湖”，不过王先生说了，此江湖才是真正的江湖，江湖上也有“侠客”，不过通常的称呼是一个不怎么褒义的词儿，叫“游侠儿”，其实是些与社会脱序的游民。这个词在一些讲述晚清、民国时期老上海生活的回忆录里，往往也能看到，正可以作为印证。
但江湖上多的还不是游侠儿，而是普通的在江湖里辗转讨生活的游民：棒棒、挑山工、路边卖早餐的、摆地摊卖书补鞋的、卖菜兜售水果的……今天，有些我们总称为“小摊小贩”，有些我们笼统地归在了“农民工”的名下。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叫游民知识分子，卖唱的杂耍的算命的编故事换钱的……
游民游民，核心就在一个“游”字上，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因素。至于游民知识分子，至少都是半个秀才，有些还多才多艺，吹弹拉唱样样能来，甚至小说也写。据王学泰先生考证，很多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说唐》等，都有游民知识分子作者的身影在里面，只不过后来经过文人们的改造，这些小说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其实现在，很多写小说，写影视剧本的，揣摩的还是古代这些游民知识分子的思路和作派，比如把历史剧写成草莽英雄传奇，把皇帝写得很有游民味，把宰相写得如同游方道士。
游民处在社会的底层，生活不稳定，又饱经歧视，所以其理想总是“发迹变泰”，比如捡破烂捡出个百万富翁来（像报纸上常常报道的），做完乞丐做和尚做出了个大明天子（朱元璋），丽春院里游手好闲的韦小宝混了一顶鹿鼎公的官衔和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又比如《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杀人放火受招安，虽然失败了，但毕竟也赐过御酒当过官。可理想终究是理想，现实则大都少不了缺衣少食露宿街头或者挤地下室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情形。还有一种最可悲的是，游民由其生存环境逼出来的一股游民气，作者称之为“游民意识”：强烈的反社会性，破坏欲，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狠，残忍，有奶便是娘等等。学者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里也有个总结，说这是“苦孩子的悲剧”。
说游民意识，作者先从著名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说起：张飞和关羽，要跟着刘备去打天下。刘备说，我是光棍，生死就我自己，你二人家有老小，恐怕不便。关羽说，那好，我们先各自回家杀了老小；张飞说，自己杀恐怕下不了手，不如你去杀我家，我去杀你家；刘备连声说，对对。作者从古代的典籍里搜罗出这个故事，意在证明游民意识的确实存在，且这种意识和正常社会的意识形态大大不同。这个故事不仅完全有悖于中国传统社会重家庭、惜人命的儒家伦理，与今天真善美的要求更是南辕北辙。所以作者有个论断，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主导人物实际上都是游民，烧杀抢掠，虽然痛快，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李逵的两把板斧排砍下去，砍倒的主要是老百姓。所以反抗秩序的不一定可信，造反的不一定是革命者，梁山好汉英雄豪迈，但鱼肉百姓的事也没少干。
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感叹中国传统的源远流长，说我们今天任何一种事物，都可以在遥远的过去找到“历史上的老相好”。学者王学泰先生很欣赏李敖的这个说法，不过他的这部厚重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倒并不是从现在往回溯，去追寻“历史上的老相好”，而是从过去往今天梳理，将游士、游侠、农民、流民、游民、流氓、盗匪……都放在同一个精神谱系里剖析。游士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给了游民以人生指导；游侠的一呼百应、不怕死，是游民仰慕的对象；游民从农民、流民中来，流氓和盗匪又正是游民中的极端分子。
闻一多曾说过，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都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周作人也说过一段关于有一个绅士鬼和一个流氓鬼的话。这里的“土匪”和“流氓”，正是游民的典型。杜亚泉对知识分子的贵族和游民的双面性，有很精粹的批评，而写过《流氓的变迁》和刻画了阿Q这个典型形象的鲁迅，更是对“游民意识”有着深刻的警惕。
历史顺流而下，游民意识这些“老相好”，今天还或多或少地活在我们的精神血液里，只不过有时候隐藏，有时候显现。几十年前，鲁迅即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这种情形，王学泰先生称之为“社会的游民化”，这正是今天我们需要加倍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