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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新古典诗词？邹氏稍早时候在《永葆赤子之心的经济学大师--邹恒甫教授答李北方》的博文中有这样的解释：“现在不用唱诗唱词了，还管他平仄干什么？但是韵和对仗必须管。我的新新古典诗词就是要把平仄破坏掉，其他都不变。”不过，邹氏似乎并未按上述要求自我约束。其《看中外汉学》全诗如下：“敬哉古道热肠！岂通知易行难？家兄平平圆圆，外朋坦坦荡荡。”（见7月25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相看两不厌〉等七首》博文）《也登幽州台》全诗如下：“前不见民主，后不见帝君。千年活聋哑，亿命死猪犬。”（见5月31日《邹恒甫之“新新古典诗歌”集（首度公开）》博文）因此，新新古典诗词至少还可以不压韵。
学术娱乐化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按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书中的说法，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这也给学术传播带来了机遇。央视《百家讲坛》的走红，即是学术大众化的结果。讨伐董卓的关东军是怎样按兵不动的呢？“诸侯们‘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整天开派对、泡酒吧、玩电子游戏。”（易中天：《品三国》第四集《何去何从》）这就使历史知识的普及有一定的娱乐性。对学者来说，这类娱乐元素的增加，至少要以不牺牲论据、论点的严肃性为前提。毕竟，学术的生命不在于娱乐。由于已提供“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这一论据，易中天不再作机械的文白翻译，而用生动一些的表述，倒也未尝不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成为芙蓉姐姐式的娱乐甚至其他形式的恶搞了。
跨行做学问并非易事。作家柏杨的《中国历史年表》，凡89万字，完成于狱中，确实不易。我近日购得此书后，吹毛求疵也容易。书中，柏杨把夏代君主依次称为禹姒文命、姒启、姒太康、姒仲康、姒相……，把商代君主依次称为汤子天乙、子太丁、子外丙、子中壬、子太甲……。夏、商君主分别姓姒、子，并无争议。但把启、太康、仲康、相等和天乙、太丁、外丙、中壬、太甲等看作名，与姓连称，未免贻笑大方。学术界认为，启、太康、仲康、相等和天乙、太丁、外丙、中壬、太甲等均非人名，而是类似于后世君主的尊号。尊号中，徽号是生称，谥号或庙号为身后才有。以瘦金体创始人为例：“帝讽道箓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止于教门章疏内用”（《宋史·徽宗本纪三》）；后来，“诏皇太子嗣位，自称曰道君皇帝”（《宋史·钦宗本纪》）。这种称呼的社会影响还不小，如《水浒传》也称他为道君皇帝。道君皇帝是生称，徽宗是庙号，赵佶是姓名。关于启、太康、仲康、相等和天乙、太丁、外丙、中壬、太甲等号的争议，也就集中在是不是生称上。而姒启、子天乙等叫法，犹如赵佶被称为赵徽宗、赵道君一样，听来十分别扭。据《今本竹书纪年》等记载，汤、外丙、中壬、太甲等姓名依次为子履、子胜、子庸、子至等。柏杨可以对《今本竹书纪年》等置之不理，但也不能生造子天乙、子外丙、子中壬、子太甲等称谓。这种硬伤，不太容易发生在史学家身上。这可能是柏杨始料未及的。
邹氏作有《股市歌》（载6月2日博客）：“做东买卖羊群衔，还原人性贪赌恋。牛欢牛腾牛进狂，熊哭熊骂熊出怨。羊嗷羊呦羊冤吟，庄喜庄乐庄点钱。东西南北指数牵，天地内外琼斯连。洗币香港新加坡，瑞士帐户匿名潜。股民血汗国资本，免费午餐又盛宴。金融股市道德颂，男盗女娼节操奠。”我不懂诗词学。但我感觉不到出自邹氏手笔的诗歌，比互联网上佚名氏有关股市的那些诗有什么更值得称道之处。有人在《我是否可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一诗词教师？》的博文后评论说：“诗词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最大区别是：诗词强调意境，……不能够营造诗的境界，从根本上来说，那样的作品无所谓什么诗，充其量只能算作韵文。你的诗词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以目前的诗歌功底，邹氏是否能成为诗词学专家，令人生疑。
邹氏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已有过节儿。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教师的说法，本身就不是什么学术观点。或许，它追求的仅是娱乐效果。
眼下一些经济学家喜欢超越自身研究范围，指点迷津。如，张五常就对开掘始皇帝嬴政陵墓情有独钟。一些复合型专家--经济学家兼股评家对上证指数的具体点位评头论足，则早已司空见惯。看来，诗词学、旅游学、考古学等学科专家以及证券分析师，要有紧迫感，如果不尽快专攻大众娱乐的招数，恐难免失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