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证创设一开始就受到质疑，看看创设给券商创造了如此丰厚的利润，再看看招商银行认沽权证的创设数量居然超过了总股本，不由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创设本身是不是制造了制度性暴力呢？这种制度性暴力带来的制度性暴利是不是公平呢？这种制度性暴力是不是比市场的过度投机更可恨也更可怕呢？以恶制恶是不是大恶呢？

　　看看创设的过程，实实在在的无风险套利，而且是暴利。假设某券商创设一亿份招行认沽权证，如果在3元卖出，券商可以获利3亿元，可他们承受什么风险呢？只需要把5.45亿元资金质押冻结，以备将来行权，但实际上招商认沽根本不可能行权，因为招行5.45元的行权价和当前33元的市场价相差悬殊。算算看券商获得的暴利是多少呢？3亿元！利润率是多少？54%！而且是无风险的———根本不可能行权的质押能有什么风险？

　　说起来，创设权证就像印钞票，墨辊一推，就是一张钞票！印钞票合法么？    

　　不算不知道，创设权证无疑是一个获得制度性暴利的过程。资本市场里怎么可以不冒风险而获得暴利呢？

　　权证这个玩意儿，之所以被重新创造出来（我们不去想十年多前的悦达权证了），是因为股改，不愿意支付对价的大股东们创造了一个东西叫作权证，成为代替股票的东西。那么，权证被人创造出来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投机品。就像期货一样，您说您是投资，那您没事儿买一万吨大豆干什么？磨豆腐吗？

　　即使要适当地抑制投机，办法很多，比如限制单笔下单数量，比如减小权证的涨幅（调调公式就可以了），比如在权证波动过大时引入熔断机制，都可以呀，可是创设算什么呢？

　　比如说吧，您允许赌博，但又不允许赌得太大，怎么办呢？可以规定单笔赌注的最大限制，让做大牌的赚不到多少钱；可以限制番数的计算；可以提高累进抽头的比例，赚得越多，抽的比例越大；总之，办法是很多的。

　　至少应该限制创设的数量吧？总不能让创设的数量超过招行的总股本吧。就算是印钞票也应该有所节制吧？郭德纲不是说了么，“大票儿国家不让印”。

　　说到根儿上，不能允许有人在赌博中出老千，不允许有人制造假筹码。比如说吧，咱把纯净水桶上蓝色的密封盖攒起来，硬是当作蓝色筹码（蓝筹）支付给别人，可以吗？不可以！更不能允许的是，某人过来一下子把所有人的钞票划拉到自己的口袋里，然后说“不允许过度投机”，接下来，“好了，你们接着赌吧”，可笑不？

　　本来是要抑制庄家的炒作，结果创设超过了发行权证的总盘，也超过了股票的总股本，那么究竟是谁创造了最大的庄家？就好象在牧场上看到大羊欺负小羊，于是觉得不公平，于是很愤怒，再于是放进一只老虎去，大羊小羊一块吃，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如果看到有人拐卖妇女，于是有人很愤怒，再于是严打，最后他把作为受害者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通通带回自己家去，都归他了，合适吗？这不是以打击市场犯罪的名义制造了更大的制度犯罪吗？

　　再回到权证创设上来：

　　首先，由市场的参与者来担任制度的设计者，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券商本来是市场的参与者，而如何创设、创设多少是制度设计的问题，由券商来做，就好比让比赛两队中的某一个队员去当裁判，这球赛就没法踢了。何况，创设只限于市场中极少的一部分参与者，仅仅是十几家券商，这在制度设计上是不公平的。

　　其次，以制度性的无风险套利来制约市场性的高风险博利，在竞争层面上是不公平的；

　　仔细看看，似乎创设认购权证的并没有，也许在某些人看来创设认购权证是有风险的，高价位上去拿五粮液、华侨城无疑是有些嘀咕；那么撇开风险去抓住无风险套利的机会，是不是合理呢？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行为。

　　制度性的无风险套利破坏了市场公平，这才是最大的损失。

　　而且，允许把无风险套利装入某些群体的口袋，在收入分配上是不公平的。至少，这种收益应该纳入投资者保护基金或平准基金吧。

　　当初设计权证的时候，应该是预见到市场的赌博性行为的，创设不是不可以，但应该在创设制度的设计上尽可能公平合理，不能以恶治恶，更不能为治小恶而引入更大的恶，否则，总有一天会骑虎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