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年来中国税负偏高的质疑，8月4日，国税总局在官方网站上正式予以驳斥：“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世界较低水平， 所谓中国税负水平位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的结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违背事实的。”有趣的是，正是通过税务总局这份批驳中的一个细节，让笔者看到了税负之争产生的根源所在。

　　国税总局指出：我国宏观税负大大低于工业化国家。1990年至2005年间，工业化国家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宏观税负在最低值为21.8%、最高值为23.78%的区间内波动，比我国同期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水平高出7到13个百分点。我国宏观税负在2005年达到最高水平15.65%，这个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22%左右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低约7个百分点。

　　国税总局进一步指出，就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而言，我国也大大低于大部分工业化国家。我国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2005年为19.39%。工业化国家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宏观税负在1990年至2005年间保持在最低值为31.4%和最高值为33.39%的区间波动，比我国同期宏观税负水平基本高出一倍。

　　问题出来了。通过对比不难看出，工业化国家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宏观税负比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宏观税负高出大约10％，而我国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与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宏观税负竟然相差无几！那么，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在哪里呢？这个细节恐怕会让税务总局感到尴尬。

　　正是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乃至缺位，成为引发我国税负高低之争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公众纳税的目的在于，通过让渡一部分本属于自己的利益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公众对税负高低的感觉，直观而言，就是其让渡自身利益所换取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是否“物有所值”。倘若“物有所值”，民众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即使较重，他也不会有沉重的感觉。西方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公众的税负比我们要高，但从出生到坟墓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优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所为自己带来的幸福感，在这种由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依托的社会中，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有更好的精力去工作，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反之，倘若公众的税负较低，而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与需求相差甚远，公众就会因感觉不到“物有所值”而产生失落感和沉重感。我国就属于这种情况。无论是医疗、教育、养老还是住房保障，都需要民众在纳税之后继续承担责任，并且，医疗费用、教育费用和房价的上涨，还在不断加重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这就意味着，民众不仅面临着现实存在的填补社会保障缺位的压力，还面临着未来不确定性预期带来的压力，双重压力的结果必然是对税负感觉的沉重。

　　实际上，即使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税负，由于众所周知的财政浪费现象，也减少了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而且，我国内需长期低迷，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去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合计占到GDP总值的大约80％，并且仍在以每年25％到30％的速度增长，消费则逐渐滑落至历史低点。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不断增加投资，资金不足就通过压缩社会保障性支出和增加税费的方式来解决，这意味着加大投资的成本许多也转嫁到了民众身上，让民众进一步感觉到了压力。这一现象在地方表现更为明显。有关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增幅同比提高24.7个百分点。

　　另外，国税总局反驳税负偏高的质疑，仅仅是从税收的角度来谈的而没有提及“费”的因素，但对于民众而言，从负担的角度来看，税费之间并没有太分明的界限。事实上，对于国税总局关于宏观税负的解释，不少研究者都提出了质疑。比如，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就认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去年（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这种程度的实际税负已经相当高了。”

　　因此，离开“费”去谈税负或离开社会保障去谈税负，都无法真正理解民众对税负的真实感受，有关“税负较低”的辩解自然也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