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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程培松（《上海证券报》副总编辑）
嘉 宾：
郁 亮 万科总经理
孙为民 苏宁电器总裁
贾拴孝 宝钛股份总经理
郭兴田 烟台万华副总经理
贾 康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陆正飞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徐汇摄
主持人：本场高峰对话的主题是公司治理和创新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完成股权分置改革这一制度化的变革后，相信对上市公司会带来理念上、治理结构上一个崭新的变化。请各位老总用几句话描述一下在全流通的环境下，公司治理有什么新的特点？
郁亮：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跟股东的利益更加密切了。现在每次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权数超过了50%，而过去只有30%左右。这么多的股东参加股东大会，说明他们对公司的各方面有了更多的关心。
孙为民：以前，上市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关系没有现在这么紧密，股改后，很多股东积极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股权激励后，管理层利益和股东利益结合在一起，对公司长远发展更加有利。另外，过去大家忌讳谈资本融资问题，现在投资者会主动向管理层建议说，公司发展这么快，不再融资怎么行。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十六个字，即“同股同权、同心同德、全流全通、全心全意”。
贾拴孝：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或者是说清楚了大股东和各个股东之间的利益一致性问题，尤其是对国有企业来讲的。过去应该说大股东不太关注中小投资者，对于中小投资者提的意见也好，不怎么重视。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我们在和投资者沟通的意识上明显加强了。
郭兴田：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应该说，感受最深刻的就是股东的利益终于走到了一起。以前我们一些特殊的名词可能就会成为历史，像什么流通股东、非流通股东、分类表决等等。股权分置改革以后，第一就是利益一致了；第二就是感觉中小股东越来越变成一种持久性的关注群体，他们对公司的持续性关注在加大；第三是大股东对公司市值从不关心到开始关心，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三个变化。
主持人：请两位专家来谈谈看，在公司治理方面一直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还存在什么不足？另外想问一下公司财务会计方面的专家陆院长，能否从公司报表中看出公司好坏？
贾康：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在改革渐进的发展过程中，比较强调中国特色，实际上中国市场，也代表了中国特色，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改革中，更强调的是加强规范性和国际接轨，原来的中国特色不是说完全的让它消失，但是确实是有一些过渡性的中国特色我们没有必要固守。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和国际上比较规范的规则接轨。在比较规范的基础上，加入竞争，打造自己的竞争实力。我理解的核心要素，就是打造核心竞争力。
陆正飞：如果说股改以前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是同床异梦的话，那股改之后是不是就是同床同梦了呢？我的观点是，股改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确实有作用，但是它只是推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改善的力量之一，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它的身上。第二，从财报怎么到公司的治理？从研究会计的学者角度来看，我私底下经常跟朋友说，看年报不如看企业，看企业不如参加公司的董事会，看公司的治理状况怎么样，最好是参加董事会。我现在担任几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做的，我觉得通过年报要看到公司的治理状况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主持人：不久前尚福林主席在首届上市公司高峰论坛上，特别的谈到创新发展时上市公司要稳妥的开展公司治理活动，我想问一下烟台万华的郭总，你们是如何理解公司治理和创新之间的发展的关系？
郭兴田：万华成立开始，我们提出了观念创新是一个前提，体制创新是先导，技术创新是主线。应该说万华能够走到今天，我认为在体制创新的这一点应该说是我们感触最深的。前些天我们董事长跟证监会前任领导谈到，是先改制后上市带来了万华的今天。万华不是在股市上赚了钱，而是体制上革命性地改变。万华从开始创立到现在，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法人制的结构，有董事会、有监事会，但这只是形式，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提高法人结构的有效性，它的核心就是让公司董事会的有效性提高，公司董事会的有效性提高，就是靠董事们的勤勉和董事们利益的多元化。万华开始成立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董事，我们有小董事，那个时候没有独立董事，我们起名叫专家董事。在11个董事里面，大股东只占了3、4个，这个在中国是比较罕见的，万华认为核心要保证我们董事会的有效性。
主持人：下面一个问题，我想问万科A的郁总和苏宁电器的孙总，你们两家企业，和我们的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零售业巨头。我想当今的社会不仅要求企业创造效益，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两者之间有时候是有冲突的，请两位谈一下企业在这个方面应该如何协调？
郁亮：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我们社会责任是很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公司要尽可能的为股东赚钱，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时要兼顾社会的感受，同时为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很为难。第一个我们不能拿股东的钱去做好事，在去年的股东大会上，我们的股东们专门通过了万科每年拿一千万出来，做一个基金，股东赞成我们在这方面做一些举动来。对于万科来说，我们可以牺牲一点点短期的项目，但是我们为社会提供了更好的产品，这一点无论是股东还是行业都是需要的，现在很感谢股东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孙为民：就这几年的发展来讲，是从一个小企业逐渐走向大企业的过程。从小企业的治理方式来说，可能跟社会上的一般的平民百姓是一样的，认为天塌下来还有大个顶着；但作为大企业来讲的话，就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责无旁贷地需要去承担的。实际上从我们的感受来讲，现在两个方面的压力对我们管理层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企业有这么多的员工———我们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企业的员工，员工的家属都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的员工实际上待遇还是偏低的，在发展的过程中间，这个行业的利润也不是非常丰厚，所以发展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考虑到整个行业的和谐发展的问题。现在在家电业，包括其他的零售业中 ，有一些不和谐的东西。这些不和谐的东西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实际上，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哪个强哪个弱的问题，而是供应链的规则还是传统的，它没有适应现在大的零售业制定出一种新的标准。这个标准不只是为自己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还有就是为上游的制造商服务的。一旦新标准出来，完全是可以把整个产业链至少提升10%的利润空间，我想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未来的责任问题。
主持人：我想请两位专家也谈一下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贾康：过去讲股份公司负的责任就是对股东负责，但现在有人强调实际上这个概念有点狭隘，需要一定的扩展，即社会上的成员可能都有直接的、间接的关系，跟环境也有相关。概念的核心是看公司所负的责任是否对于公司的长期行为有作用，我认为股份公司在社会责任里不是简单的学雷锋，整天地承担社会责任。这里面要考虑在全球化的情况下，考虑到社会的情况下，要寻求更多的资源，追求自己公司长期成长的同时，更综合性地考虑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协调性。
陆正飞：从我们专业角度看，在过去的五年，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了，到底是外在的力量为主，还是企业内在的需求为主，从学科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外在的力量为主，外在压力的增大，使得企业慢慢的意识到，既然社会有这种压力和要求，我适应这个要求，否则我会受到什么惩罚，一个企业愿意承担责任，股东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但是股东要平衡今天的利润和明天的利润，你考虑明天利润的时候，你就不能不顾忌社会的利益，但是一旦你的行为成为了一种习惯以后，承担社会责任又成了企业的自觉的行为，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已经有一家国内上市公司连续两年自愿地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