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五一”期间，我从安徽蚌埠打车到淮南，途经凤台县，为了避开收费站，的哥说服我们走以前的老路。半小时之后，红色桑塔纳变身为一辆灰白小车。何也？原来，凤台县的煤、磷矿石、紫砂土、耐火土、石灰石和白云岩等矿产资源丰富，是远近闻名的水泥大县，而副产品就是满天的灰尘。我注意到，一路上，从加重大客车到普通的东风、解放车，再到四轮车，甚至手扶拖拉机，全都满装矿石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着，扬起一团团浮尘，路边大大小小的水泥窑场鳞次栉比。
与这个县的首次亲密接触就这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翻阅有关资料发现，凤台县原来还是皖北唯一的全省十强县，也是安徽省财政收入第一县。我知道，在中国，凤台县的发展路径具有典型意义———人们在努力创造出GDP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创造出令人震惊的污染速度。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过去的两周我在郑州小住。郑州市区有一条有名的东风渠，那是1958年郑州人用义务劳动的办法开挖的引黄灌溉渠。当地人告诉我，这条渠十年前还清澈见底，近年来却成了市区和近郊的主要泄洪排污河道了。最近虽然花了大力气清淤整治，两岸也成了高档小区的聚集地和城北主要的休闲娱乐区域，但“臭水渠”称呼仍可谓名符其实。
的确，中国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沉重了。最近各地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出来后，面对一片飘红的两位数增长率，有专家痛陈，实际上很多地方的GDP增长应为零，甚至为负，因为那些地方环境破坏严重，而这是需要计算巨大的成本和损失。
说到中国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我最近注意到一种新颖而具有启发性的建议：加快人民币升值。在最新一期《远东经济评论》上，瑞银集团（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撰文说，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降低了人民币的购买力，阻碍了中国对资金和环境密集型的重工业品的购买。作为一个人力资源丰富，而资源、技术、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大量出口纺织品玩具皮鞋等商品顺理成章，但在中国的大宗出口单子上还包括机电、IT甚至汽车这样本该进口的产品，正是这种出口全面开花的状况导致了顺差的居高不下。安德森认为，鉴于中国低附加值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居于定价地位，人民币加快升值至少不会在短期降低出口，但却会让中国的资金和环境密集型重工业品丧失竞争力，从而增加进口。这些重工业包括化工、金属和机械制造等。
安德森找到了另一个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理由。他的结论是，人民币更快更大幅度的升值会带来双赢或多赢的局面：中国能够缓解环境能源压力，而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逆差将减少。这个观点的新巧之处在于，很少有人会把环境的改善与人民升值联系起来；其有说服力在于，在中国的进出口门类上，并不完全符合比较优势或者要素禀赋所设定的图景；而这个观点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值得我们去尝试任何合理的努力。
然而，我们不该指望政府会采纳这项建议。迄今为止，中央政府在汇率上所奉行的“渐进、有效、可控”六字方针没有改变的迹象。而且可以说，即便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环境也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这不是说政府不重视环境，而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对于改善环境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造成中国环境困境的关键事实是，中央总比地方更关心环境，问题是如何才能让地方具备认真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纵容危害环境的过度开发或不合理开发是政绩需要，环境恶化通常有个过程，任期内可能不会及时显现，即便有所暴露，为了经济增长也是值得的。所谓一俊遮百丑，在政绩考核时地方官员不会因此吃亏。另外，一个地方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可以被其他地方分摊。比如，上游地区的排污会顺势转移到下游，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大。
启动绿色GDP核算曾经被寄予厚望，然而，经过3年的折腾之后，权威部门日前已宣布绿色GDP项目被“无限期推迟”。的确，正如笔者曾在本专栏所提出的，自身问题多多的绿色GDP是难以承受政绩考核之重的。
几乎在绿色GDP核算宣布夭折的同一时间，出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政策动向。不久前，国务院下发意见明确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方式、功能定位、财政投资政策等相关内容，并确定今年形成初稿上报国务院审议，明年完成规划送审稿。划分主体功能区有望帮助环境治理迈上一个新台阶。功能区的划分依据是自然地理环境所具备的功能禀赋，这有利于消除临近地方相互推诿的“外部性”；更重要的是，划分主体功能区还意味着政绩考核方式的改变。对于那些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地方来说，不可能再按经济增长率来考核政绩了，相反会以“不作为”的程度作为考核标准。
尽管有不少人立即指出划分主体功能区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相信这种方向的努力触动了环境困境的根子，比起通过人民币升值在经过价格机制起作用的建议要直接的多。倘要等人民币升值抬高来促使破坏环境的成本上升，从而让那些企业倒闭，天知道会多少地方的红车将变灰白、清渠将变成臭水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