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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或核心，要真正发挥龙头或带动作用，无非是通过国际大都市的集聚功能和扩散功能。原先总以为只有扩散功能才是服务功能，而集聚功能只是为了上海自身的利益，这实在是误解。集聚功能指的是动员和配置全球经济资源的能力，提升这种能力不仅有利于上海的发展，而且更有利于长三角和全国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讲了多年，有进展，但成效不大。大凡遇到此类久议未果的问题，都需要换个角度观察一下，换种方式思考一下。我们不妨也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问题来个逆向思维，或许可能形成一些启发。
回顾以往的研究，似乎都没有脱离这样的思维定式：先把约束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归结为行政区划；随后，推演出地方利益和地方行为，由此引伸出市场分割问题或区域割据问题；进而，解释区域内的产业自成体系和区域间的产业同构竞争。由此得出的分析结论或对策建议也就大同小异，甚至千篇一律了。不外乎希望以更高层次的行政机构来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或协调区域之间的关系，如建议国务院设立长三角经济协调局，或建立上海特别行政区，等等。
在这个思维逻辑中，关键词有三个：产业同构、无序竞争、行政协调。然而，人们在这三个关键词的后面，不该打上三个“惊叹号”，而应该是“问号”。
原先我们一直认为长三角的产业同构现象很严重，论据是一市两省的产业相似率很高，前十多年都在发展工业制造业。其实，如果跳出长三角来看长三角，跳出行政区划来看长三角，那么，看到的就不是产业同构，而是全球制造业在中国这一区域的产业集聚。何谓产业集聚？无非是同类企业在空间上的产业集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促使长三角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制造业集聚在长三角地区与分布在一市两省，实际上是同一回事。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视野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那么，看到的长三角应该是一个经济整体，直面国际竞争，需要考虑如何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争取主动权和抢占制高点。
与此相应，在我国迅速纳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国际竞争，而不是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后者应该服从于前者，隶属于前者。有市场就有竞争，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竞争同样不可避免，但由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这种区域竞争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国际竞争还是区域竞争，都必须遵守我国在加入WTO时所承诺的国际规则。任何由于超经济强力介入而导致的市场行为扭曲现象都将被纠正和制止，而维护市场秩序最为有效的方式或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从运动员或教练员转变为裁判员。
因此，笔者以为，当前的注意力不应该集中在所谓的“产业同构”上，而是需要把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着重解决如何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整体提升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层次，进而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政府功能不能简单地通过“行政协调”来体现。它需要做三件事：一是制定产业政策，根据应对国际竞争和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确定究竟应该培育什么产业，限制什么产业，淘汰什么产业，不管这些产业或企业地处哪个省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有机联系和有效发展，真正实现和发挥“同城效应”。二是创造宏观环境，根据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的要求，规范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促使长三角经济率先走科学发展之路，从城市间无序“竞争”走向区域内有序“竞合”，从项目的“合作”走向功能的“合成”，从“红海”战略走向“蓝海”战略。三是奠定发展基础，包括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能源节约、促进创新和社会协调。
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或核心，要真正发挥龙头或带动作用。上海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建设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核心是发挥国际大都市的服务功能，“四中心”是“一都市”功能的具体体现。上海龙头作用的发挥，无非是通过国际大都市的集聚功能和扩散功能。原先我们一直认为只有扩散功能才是服务功能，而集聚功能只是为了上海自身的利益，这同样是误解。集聚功能指的是动员和配置全球经济资源的能力，提升这种能力不仅有利于上海的发展，而且更有利于长三角和全国的发展。因此，集聚功能和扩散功能都是城市服务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增强都有利于或有助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消除在动员和配置全球资源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使上海的国际大都市以及四个中心建设能够更好地为全国发展服务。
根据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联想到：上海能否从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主动提出长三角共同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这样既可以加快建设步伐，缩短建设时间，更有效服务全国的经济崛起，更有效应对国际竞争挑战，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增强上海的中心城市功能。如果长三角的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了，成了全球最重要的服务业基地之一，上海的战略目标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以上所述，产生于近期的一些遐想，姑妄言之，各位也就姑妄听之。无非是希望能够打开一些新的思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奠基于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启动于财政“分灶吃饭”时期的区域竞争，起飞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的就是突破旧地区主义的思维约束，跳出平面化推进产业的套路，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增强发展后劲，提升发展能级，实现联动发展，早日建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