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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
人口既可以被当作财富，也可以被当作包袱。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也是最年轻的国家———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年轻人口，这是我们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我们的危机所在：这么多人口要结婚，要住房子，要生活，要进一步发展。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把这个嗷嗷待哺的负担转化为有创造力的财富，而这个转化的关键就在于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口成为能够适应未来挑战的人才。
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要求民主解决所有问题本来就是苛求。
我想只有民主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才能使经济增长符合人民的福祉。
第一次见到贾达夫博士是在印度，被几个美国朋友拉着一块儿去一个大学校长家里做客，结果汽车开进校长府邸让我大吃一惊：宫殿般的建筑，十几亩的花园，警卫站岗，这位校长出门保镖护卫。
后来的接触中我才知道这位校长在印度很是一位人物。他自己出身于历史上被称作贱民的种姓，成为今天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目前是有50万在校学生的超级大学普纳大学的校长，同时是印度中央储备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本身就是“印度梦”的榜样。在印度任何一个书店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自传，翻译成了英、法、西班牙、韩文等十几种语言。我在印度听到很多人预言他未来将投身政界，成为一颗政治新星。
2007年春贾达夫博士访问中国，他邀请我陪同他到陕西和云南转一转，既会见上层，也走访乡村草根，一路把中国的发展和印度比较，以下对话是根据我们一路交流探讨的录音整理而成。
二十一世纪是中印的世纪
郭：你对中国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贾：我认为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相互了解得远远不够。20世纪初至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都来自西方———北美和欧洲再加上一个日本是世界工厂和创造力的源泉，而现在他们的增长速度都放缓下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了强劲的增长。印度晚了十几年，本来社会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效率非常低下，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意识到危机，也开始市场化改革，现在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赶超中国。我相信二十一世纪中国和印度将是世界的主要经济引擎。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印的世纪。现在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还不大了解，眼睛光盯着西方。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两个国家的知识界有更多的交流。
郭：可是据我所知，很多中国人会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印度还比中国落后很多。
贾：民族自豪感在哪里都是有的，在印度也有这样的人。不过眼下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落后于中国，我认为这是实际情况。不过我并不悲观，印度的经济发展结构是比较健康的，主要来自民间的活力。我们对印度未来的持续甚至更高速度的发展有信心。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我们非常钦佩，但是也面临挑战和危机。我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过程中，跟大家交流，几乎所有人都能意识到中国的金融问题巨大，银行坏账率太高了。目前这个问题只是被控制了，或者说被搁置了，没有爆发，但也没有解决，很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世界各国都盯着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希望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健康发展，否则会给世界带来不好的影响。
郭：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和中国将朝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两极发展，成为两种不同经济模式的代表，你同意吗？
贾：确实很多人看到印度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从而得出一个结论：未来的印度会成为世界服务中心，而中国会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你在印度就会发现印度的制造业正在迎头赶上，比如在普纳那里，原来是以文化教育而闻名，现在日本美国的很多企业都来开工厂，成为了一个汽车制造基地。而据我所知中国的领导人对服务业的薄弱也愈来愈重视，所以我说未来两国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很多。
教育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最终出路
郭：我们两个国家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口众多，这给公共服务造成很大压力，而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口有超过中国的势头，而印度政府缺少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措施，人口会不会给印度发展带来阻碍？
贾：我觉得印度的人口政策，过去有很多不足，忽视了对人口的控制，教训是很大的。由于印度的制度，印度是几乎不可能通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拉吉夫甘地政府曾经做过尝试，但很多老百姓就不答应了，要把他们赶下台。
但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做得比较好。目前恐怕很多人不了解，我们搞计划生育的力度也很大，但主要靠开展社会工作，也有些地方给孩子少的贫困家庭一些经济补偿。听说中国也有类似的政策。
郭：好像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有多子多福的传统，靠劝说就能管用吗？
贾：当然不够，最关键的是提供良好的教育保障，有人作过统计，在印度，像班加罗这些教育搞得好的地方，出生率就降低，而教育落后的地方，生孩子就多。
郭：恐怕社会福利保障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很多农村人不得不多生孩子，而且一定要生男孩，是为了养儿防老。
贾：那是当然，如果作一个统计肯定能证实，社会福利好的地方，大家就不用生这么多孩子了。总之能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少要孩子是最好的。
郭：目前的人口问题，发展趋势怎样？会成为制约印度发展的障碍吗？
贾：总的趋势我们还比较乐观，而且今天印度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生两个以上孩子，甚至很大年纪还不结婚，或者结婚了不要孩子，让我们这个年纪的父母很头疼。目前印度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很迅速，未来印度可能在20年左右达到人口高峰并开始负增长。这方面印度比中国有很大的优势。由于印度人口是逐步自然调节的，印度的人口是呈一个曲线缓步下降的，这样便于社会逐步调整适应；而中国因为从鼓励生育到计划生育的政策的突然性，人口未来几年也许会有一个突然的下降，老龄人口猛然增加，会带来很大的社会压力，我觉得未来会给中国带来一些问题。
郭：那么怎么看待我们两国现在都已经超过十亿的人口呢？
贾：人口既可以被当作财富，也可以被当作包袱。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也是最年轻的国家———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年轻人口，这是我们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印度今天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8岁，据说中国大约是32岁———这是美国日本欧洲都不可比拟的。
是的，这是我们的危机所在：这么多人口要结婚，要住房子，要生活，要进一步发展。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把这个嗷嗷待哺的负担转化为有创造力的财富，而这个转化的关键就在于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口成为能够适应未来挑战的人才。但遗憾的是我们做得并不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过去有人甚至要写进法律，要求印度的GDP中至少有6%以上用于教育，但最近几年我们才百分之四点几，听说中国也不高，好像还更低。这是值得忧虑的。我觉得我们两国如果不及早纠正，这将是一个让我们追悔莫及的、非常短视愚昧的巨大错误。
民主才能释放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郭：中印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你认为这种历史沉淀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积极意义更多还是消极意义更多？
贾：当然我们的悠久历史带给我们很多财富，有时候我跟人开玩笑，你们美国人别想教我们社会学，想告诉我们什么是家庭，歇歇吧。在没这些学说之前，我们印度和中国有家庭已经好几千年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文化要自我反省的地方也非常多。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还蛮荒的年代，我们中国和印度已经有非常高的文明水平，后来为什么我们落后了？中国我不好评价，拿印度来说，很多人说到印度为什么落后了会归罪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我觉得这完全是不符合实际的。英国人统治我们多少年？100年，我们的文明落后了多少年，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停滞中，能都怪到英国人头上？胡说八道！
把责任都推到外国人头上，是最不负责任的办法。我们的知识分子主要该从自己民族身上反省。专制是让少数人的头脑来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专制是扼杀创造力的。专制有很多种形式，而历史上我们印度的封建种姓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专制的制度之一。它阻碍了印度的发展，少数人垄断了权力，少数人的头脑决定了大众的命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的创造力没有得到发挥。
一个人本来可能成为爱因斯坦，成为比尔盖茨，却因为他所属的种姓，不得不成为仆人。法官的儿子才能做法官，把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才华都束缚了。按我的观点这是我们的文明停滞的根本原因。
郭：那印度现在的崛起是靠什么呢？种姓制度的残余不是仍旧存在吗？
贾：我认为是民主化给印度社会带来了活力。历史的积淀改变需要时间，但是民主和教育的力量却使印度的社会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不是依靠暴力和强迫，而是依靠默默改变人思维的方式。我把这称作静悄悄的革命，这种革命不流血，但影响却一样深远。这场革命在印度悄然发生，逐步使每一个人具有了最基本的平等权利，使每一个人的潜力有发挥的空间，并使人意识到这种权利。
郭：也有一种观点在中国非常流行，认为民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今天印度还是有很多穷人，还是有很多文盲，言下之意，说明民主的作用并不大。
贾：当然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要求民主解决所有问题本来就是苛求。印度今天社会的很多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是民主带来的。而且我在中国很多人都会问我，你们印度是不是因为太民主了，所以决策效率低下，经济落后？大概他们接触到的信息都是这样的，但这种观点是不客观的。我想我个人的观点一直是认为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郭：也有人认为就是因为印度的民主，包括印度强大的工会势力，使得印度在吸引外资上不如中国。
贾：我觉得从长远来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印度的工会势力其实没有中国朋友以为的那么强大，很多公司都没有工会。不过印度的代议制确实使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都有表达的渠道，很多政党都要努力为人民代言来争取支持。中国和印度更应该相互学习，就眼下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还为时过早。
当然我很尊敬中国的经济成就，我非常钦佩中国人民。我得承认，也许这会让我们一些印度国民不高兴，不过根据我的观察，平均来说中国老百姓比印度老百姓更勤劳，特别能吃苦忍耐。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但如果你全面了解印度的经济发展，就会发现民主给这个国家的崛起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尽管民主可以被挑出这么多毛病，但从长远来看，代议制民主并不会降低社会效率，而且使决策更加科学。经济增长表现在数字上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问这种经济增长是否使全社会各阶层都能够受益，这对中印这样的人口大国尤其重要。我想只有民主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才能使经济增长符合人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