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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经济学家中，张五常善于做生意，乃是众所周知。大约3年前，香港媒体爆出张五常涉嫌在美国逃税，可能要面对美国当局刑事检控消息的时候，我即注意到张五常的盈利模式，他甚至在公开场合主动陈述自己在香港经营50多个商业停车场的收益情况。同时，他在美国举巨资购入物业，投资飞机配件厂，竞投艺术品，似乎有利可图的好生意，都不会放过。
现在，张五常再一次因为生意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8月2日，他将陈逸飞遗产继承人告上法庭，要求确认陈氏生前所作、但留有“张五常”之名的6幅油画所有权。在向法院递交的诉状上，张五常称，由于投资房地产致使资金紧张，陈逸飞向张五常提出借款要求，而后者借予对方150万港币。张、陈是至交，但在借款时，两人却合同分明。
你看，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的盈利模式可谓清晰、理性、有效。首先是私人产权概念，无论是在香港投资商业停车场，还是对陈逸飞画作的所有权约定，他的私人财产所有权都是时刻牢牢控制的第一要素；其次是契约，尤其是在与陈逸飞的借款问题上，张五常始终体现了一个自然经济人稳定的契约原则，既不会因为私人交情否定契约的建立，也不会因为建立契约便否定朋友间的友谊；第三，从已经掌握的材料和数据看，张五常对他的学术和生意有泾渭分明的细分，至少到目前为止，世人看不到张五常借用学术权力谋利益的任何信息，如此，张保全了其经济学研究的独立性，他的盈利模式也完全基于市场展开。
自然经济人的理性精神以经济学家作为载体得以完全彰显。这个时候的张五常，其主体意义可能不是一名卓越的经济学家，而是一名讲究效益的生意人，一名拥有清晰产权、尊重契约精神、讲究市场细分的企业家。
被误读的张五常
对张五常的误读恰从这里开始：当张只是以“经济人”身份，而非著名经济学家身份出现时，我们的价值判断便出现了醒目的错位：轻易地将经济学家的学术意义强行安插在自然经济人身上，用传统伦理学的教条约束“经济人”的市场行为，以为经济学家的企业行为、盈利行为从一开始就与神圣的经济学建设存在冲突，在我们眼里，卓越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象牙塔中人，绝不是在市场交易中锱铢必较的生意人。
张五常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毕生的建设有三条，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成为经济学家群体中优秀的“经济人”、实业家或者是投资人，成为一名优秀的书法家。这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比特的个人理想异曲同工，后者曾经希望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
张五常的梦想如此之多，可是我们对他的价值判断却总是单项突进。比如有内地学者惊呼：香港教授的工资比美国还高，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高100倍，为什么还要去经商？以追求有形资产葬送自己的无形资产，张五常真正是不懂市场经济！比如有人借助张五常经商以及偷逃税收开始大面积怀疑他的个人品德，并搬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旧句子来攻击，断定张五常不懂中国历史上“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的道理。有人借题发挥，怀疑张五常想以学者身份干预政治，批评张五常放肆，直指他为美国特务，是“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
撇开那种“假想敌”的思维不谈，面对张五常的盈利模式问题，可能我们最需要辨析的是作为一名经济人的道德评价，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的制度背景下，如何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安·兰德尝试从“经济人”的角度来分析相应的伦理生活模式。当一部分伦理学家把经济人的“自私”或“自利”看成是与社会、文明相对立的东西，仍然把“利他”作为最高道德境界的时候，安·兰德却非常彻底，无论是在事实层次还是价值层次上，她都义无反顾地倡导利己的生活模式。
看来，在自由经济条件下，对“经济人”的行为如何作道德评价，并不存在简单的二元判断，即使是以批判见长的马克思，也持此类观点。在评论孟德威尔的观点时，马克思曾经引用了《蜜蜂寓言》中的一段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马克思由此夸奖孟德威尔：“只有孟德威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
被低估的 被放大的
相对于传统伦理学的诉求，张五常当然更加尊重他自己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并彻底尊重“经济人”的产权权力和经营权力，即使是一名承担着太多社会价值的经济学家，也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力对之进行丝毫的剥夺。
在这样的意义上，张五常的盈利模式对传统伦理学对市场的干预作了一次实证性消解，并用自己的企业经营行为阐释了他的现代产权经济学原理。
经济人的思想雏形首出于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吸收孟德维尔和爱尔维修关于利己心是人的本性和社会进步动力思想的基础上,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提出关于“经济人”假定的理论雏形，《国富论》一书写道：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这便是经济人的思想雏形。《国富论》发表以后，边沁、西尼尔、约翰·穆勒等人纷纷补充发展了“经济人”思想：“经济人”是自利的。这意味着他（她）既不自私，也不会从主观上出发去利他。“经济人”是一种双赢游戏，但他的本意是赢取利润.。“经济人”具有充分的信息，因此其选择一般会朝利己的方向发展。“经济人”是理性的，以自我效用最大化为选择的终极目标。作为必要的引申，“经济人”这一概念不涉及价值判断。
回到张五常的盈利模式，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知识分子对自身“经济人”身份的确立带来的多元效用。国内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活时，直言正是自己意识到了自身“经济人”的重要性，他的学术成就才得以展现出独立思考的勇气。梁先生早已不靠政府科研经费来养活自己的研究，也早已不属于某个学院的钦定教授，他靠自己的讲学、写作和出版赚取可观的资金，而且，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收入，他在北京近郊拥有自己的别墅，并经常直接对他的听众说：我现在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因为我是个“理性的经济人”，可以用自己的收入支持自己的声音。
尽管梁先生的盈利模式与张五常绝不相同，但在理性经济人的层面，两人却是同志。由此出发，笔者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误读张五常？经济学家为什么群体性地遭受谩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大众在“经济人”和“经济学家”的区分上混淆了概念。 我们低估了经济人的重要性，放大了经济学家的价值。事实上我们可能对经济学期望过高，使其负重太大。经济学家的任务只是部分、简化地认识世界的一小部分，他没有改造世界的雄心；而经济学家天然拥有的经济人身份，理所当然是他们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