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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贞观政要》的第一篇君道中，李世民坦然说出了他的治国之道：“当国君的准则，必须首先安抚百姓。如果以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像割自己大腿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一样，肚子虽饱而性命不保。要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端正自身。世上没有身正影斜的现象，也没有上治下乱的道理。我常想，损伤自身的不在外部事物，都是由自身的贪欲而酿成祸患。”在李世民看来，古代的圣贤君主，都能体悟自身，深深地了解自己，因而能够远体诸物。
贞观初年的这个宣言，是贞观之治的源头。把这段话作为《贞观政要》开篇第一句话，意味深远。责任不是外加的，必定是内生的。一个君主，是内生心理控制源，还是外生心理控制源，对一个君主或一个统帅或任何一个组织的首脑，都是很重要的起点。
唐太宗问近臣萧裕如何评价隋文帝。萧裕说，隋文帝励精图治成就了一番霸业，可惜对人太过苛刻，以至于没有一批能臣所用。李世民笑笑说，萧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接着说出对隋文帝的一段考评，意味深远：“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就是说，隋文帝对人性悟得太透彻，知道人心叵测，千奇百怪。他是通过篡夺了女婿得皇位而建立了隋朝，难免有人不觊觎他的皇位。于是谁也不能相信。他居高临下，看到的到处是不负责任的诿过与贪婪的钻营。因此他御下极严。把自己放在了什么都懂得的位置上，不得不事必躬亲，励精图治。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哪怕是一天处理十件事，判断对了五件，也是不小的成就。可是拿错了的判断就是滔天恶浪。上台之始不见得有多么正大光明，硬是要给人以果断明快的印象，必得乾纲独断，而内力不逮，只能刚愎自用。日久，旁边的人只拣喜欢听的说，表面上能与臣公对谈，实际上什么也听不进去。最后被妻儿所弑。
把李世民对隋文帝的这个评价，抹去一些特定词汇，放到今天的企业家族群上去，倒也准确地反映了当今企业家的心态。初步的成功可以靠能力，但进一步的、持续的成功必须靠人格。如果稍有成功就恃才傲物，表面上一览众山小，实际上做了自己才能的“奴隶”，就意味着开始失败。要呼唤“心明”的人格这位“主人”出来当家作主，聪明才会变成“睿智”。 对人性至察、多疑而又心不明，使一些企业家沦为自己能力的奴隶。宗庆后在娃哈哈系几个经营主体，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而且不设副总经理，是被内在恐惧统慑或拘押的典型。
中国某些企业家创业之初，全身心投入，精力充沛、目光敏锐、善于捕捉机遇，而且才能非凡。他自己的能力，在昨天是成功的主因，在今天却成了继续往前走的负累。因为多数企业家依靠的是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却不懂得怎么去驾驭他人和他的团队，没有体会到企业家角色已经开始转换了，从个人能力的集中爆发转向了团队能力建设。到处充斥着的背叛与不经济，使得这些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不得不把一切运作统揽于一身。短期的压强可以奏效，长期的超常支出，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他们也想转化，苦于没有可信赖的人交接。他们太有才了，很容易看出别人的荒唐和不尽心。跟随身边打拼多少年的人都显露出不可信的品质，他们怎么去相信只是奔着功名利禄来的人呢？
在这些企业家看来，把他们从“主人”驱赶为“奴隶”的，正是这个缺乏诚信的社会。把一切都推给外环境或外因的做法，从心理学上解释，是一种外控心理控制源的逻辑。
按照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教授朱利安·B·罗特的观点，心理控制源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具有责任心的决定性因素。具有外控心理控制源的人则习惯于把责任推给不相干的因素，认为自己与事情的结果没有关系；而内控心理控制源的人会认为，事情的发生是因其自身而发生，因此责任在个人。一些人把生命的承诺押在诸如小人、环境、命运甚至星座上；另外一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作为，并为后果承担责任。
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做自己的主人，不能主动承担做出选择的责任，只因为我们还无法免除自己的傲慢、贪求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