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晓舟 华盛顿报道
十大热点话题
精彩对话呈现
①您如何看待美国次级债危机带来的影响?
②中国房地产信贷是否过度?
③中国房地产热是否会影响经济健康发展?
④您如何看待食品涨价问题?
⑤您如何评价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⑥中国经济有过热表现吗?
⑦您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有何建议?
⑧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
⑨中国应该如何管理庞大外汇储备?
⑩您如何看待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
①美国房价可能会稍微下调,但整体而言房地产信贷资产的价格不会下跌,除了次级债。
②中国房地产信贷仍处于一个健康水平,没有过度。
③还远没达到对本国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程度,但我赞同预先对市场进行适度调控。
④不仅是中国,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
⑤剔除食品因素,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并不高,大约在1%-2%之间。
⑥中国目前的通胀问题并不严重,因此并未过热。
⑦一是加强和改善金融行业,二是让落后地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⑧中长期而言,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很多亚洲货币都会有一定幅度的升值。
⑨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建立国家主权基金是非常有意义的。
⑩贸易保护主义是非常短视和危险的。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像是经济的“联合国部队”,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作为IMF智囊机构的领军人物,IMF首席经济学家约翰逊·西蒙一直“监控”着全球经济中的潜在风险。
约翰逊·西蒙自今年春天上任以来,一直保持学者般低调的作风。偶尔露面,也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不过这一次,在堆满书架的办公室里,他腾出了一个多小时和本报记者畅谈其对全球经济、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房地产热
对中国经济没有大的威胁
上海证券报:您如何评价美国房地产信贷市场的问题?
西蒙:过去,美国房地产市场抵押贷款过于容易,膨胀太快。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工速度放缓,住宅市场冷却,居民的个人净资产下降。美国次级债的危机是与房地产市场危机紧密相连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美国的房价可能会稍微下调,但是整体而言美国房地产信贷资产的价格并不会下跌,除了次级债。因此美国的问题不是整体信贷市场都出了问题,而是次级债,也不是美国整体的信贷都过度扩张了,而是次级债这一个类别的债券过度扩张了。
上海证券报: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很热,对美国问题的剖析,在哪些方面对中国有警示作用?中国的房地产热,会不会在今后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西蒙:很多国家都经历了随着房地产市场热而到来的房地产信贷热,但中国的房地产信贷并不太热。尽管中国的房地产信贷也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衡量一个国家房地产信贷是否过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房地产贷款量占GDP的比重。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房地产信贷仍处于一个健康的水平,没有过度。当然,中国的个别地方房价上涨很快,而且波动幅度超过预期。
如果房地产信贷没有过度扩张的话,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热对经济不会带来大的威胁。
上海证券报:衡量一个国家信贷过度扩张的指标还有哪些?
西蒙:其一,贷款量占GDP的比重;其二,信贷增长速度相对于GDP增长速度。一般而言,经济的增长必然伴随着信贷量的增长。如果信贷增长很快,但是GDP增长较慢,那么就会有潜在的危险。从这些指标看,中国的信贷市场都处于健康的指标。
上海证券报:10年前,香港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暴涨和暴跌导致了负资产的产生,对经济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从全球的经验看,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对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是否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西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英国房地产经历了一轮衰退,很多人因此破产。日本房地产市场也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泡沫破灭,引发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远没有达到对本国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程度,不过我赞同预先对市场进行适度调控。
中国的经济并未过热
上海证券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并不低,怎么评价目前的食品涨价问题?
西蒙:相对于通货膨胀率,中国经济的增速堪称奇迹。中国的名义通胀率虽然高,但主要是由于食品,尤其是猪肉涨价引起的。实际上,食品涨价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现在看来,不仅是中国食品涨价,印度也面临相同的问题,甚至包括美国和墨西哥等。我们认为,食品涨价,以及商品价格上涨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全球食品涨价,其一是美国等国越来越多利用玉米来制造新能源,造成玉米价格及其替代品价格上涨。其二,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经济发展,居民日渐富裕,对肉类的消费增加。为了增加肉类产出,对谷物饲料的需求也增加,这也导致食品价格上升。因此,食品价格上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上海证券报:您是否认为中国经济有过热的表现?
西蒙: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是否过热,我们主要是参考核心通货膨胀率,也就是把食品和能源价格剔除在外计算的通货膨胀率,食品和能源价格受季节影响较大。如果剔除食品因素,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并不高,大约在1%-2%之间。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通常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会担心通胀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胀问题并不严重,核心通胀率并不高。
相比而言,印度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就要高很多,经济过热的前兆更明显。印度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也正着手降低通货膨胀率。
当然,我不想给你这么一个印象,说全球经济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我们总是有所担心。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存在过热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上海证券报:您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有什么建议?
西蒙:我非常赞同中国政府的相关态度。第一,加强和改善金融行业,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市场化。银行可以对贷款方说“不”非常重要。第二,让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都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让那些偏远的,落后地区也要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不是指把当地的年轻人送到上海、北京等地打工,而是要在当地加强基础建设,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长期内人民币
仍会有一定幅度升值
上海证券报: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当前国际经济的热门话题,对此您怎么看?
西蒙:最近结束的IMF多边协商会谈中,大部分国家都认为,为解决全球经济的失衡问题,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包括中东的石油输出国、日本和亚洲的制造业出口国的货币需求应有所增加。目前,日本和中国都同意本国的货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有帮助的。现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正在改善。不过现在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美国次级债的问题,这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海证券报:您曾经提到,货币升值不是一个万能药,只有市场主导的升值,才是合理的升值。亚洲货币的普遍升值,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西蒙:过去几年亚洲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很强,吸引了很多资金,亚洲的生产力也提高了很多,因此韩元、泰铢等亚洲国家的货币都有升值。中国货币也是如此。对亚洲国家来说,尽管货币温和升值,但得益于生产力的提高,对出口业的打击并不大。总而言之,亚洲各国的经济非常成功,他们的成功经验正是IMF希望其他国家能借鉴的。
就货币汇率本身而言,短期波动不可避免。但是从中长期而言,比如在三五年的时间,我预计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很多亚洲货币都会有一定幅度的升值。
中国应该建立国家主权基金
上海证券报: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您认为该如何管理其财富?
西蒙:我认为,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建立国家主权基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关键是要披露一定的信息。挪威的国家主权基金透明度比较高,当然,他们也不会告诉全世界即将进行的交易,不过会公布基金的持仓。这样我们就能掌握相应的信息,了解资金的流向。坦白而言,目前国家主权基金总体上公布的信息非常有限。
我对国家主权基金并非持否定态度。挪威、加拿大、新加坡、中东石油输出国等的国家主权基金的规模都不小。
上海证券报:您曾经批评国家主权基金是一个“黑箱子”?
西蒙:纠正一下,我当时说的是对冲基金和国家主权基金可能陷入“黑箱运作”中。我用“黑箱”来形容,是因为这两类基金并不需要向外界披露信息,其运作相当于在“看不见的黑箱”中。
对冲基金是不受监管的私人的投资载体,而国家主权基金是不受监管的国家的投资载体。这两类基金都有存在的理由,但如果大量的资金都是通过对冲基金或者国家主权基金进出,而IMF又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的话,就很难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况,指出风险和隐患所在。这就如同当汽车无法发动时,要求修理人员不检查引擎而找出问题所在。
当然,就目前而言,这两类基金所管理的资金规模并不是大得可怕。
■人物素描
经济危机研究是西蒙的强项
⊙本报记者 郑晓舟 华盛顿报道
采访约翰逊·西蒙是在他的办公室,在华盛顿特区17街附近一栋棕色的,有点年份的大楼里,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在地。
以前在电视新闻里,偶尔看到过一些抗议全球化,或者抗议IMF者在这栋大楼外示威。若不是凭着这份眼熟,很容易就错过了这栋楼。因为跟华盛顿特区的很多建筑不同,这栋楼朴实无华,甚至连IMF的招牌,都是小小的,嵌在前门的墙上。
进了IMF大楼,才感觉这是“货币组织”。除了大厅里悬挂的近200个成员国的旗帜,IMF大厅里最大的特色就是到处都是“货币”。从最原始的贝壳货币开始,大厅的展览室里陈列着所有成员国的货币。中国1元钱的纸币也在其中。
同货币基金组织的大楼一样,约翰逊·西蒙的办公室也朴实无华,更像一个学者的办公室,一个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管的办公室。
2007年3月,现年44岁的约翰逊·西蒙担任IMF智囊机构的领军人物,不是最年轻的一位,却也是让业界颇寄予厚望的一位。
选择约翰逊·西蒙,IMF自有其考虑。现任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在年初宣布此项任命的时候就向外界强调西蒙的学术背景:长期从事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研究。而这正好与IMF的主旨相契合。此外,IMF这份工作并不是西蒙陌生的。在2004-2006年期间,西蒙曾担任IMF研究部助理主任。
不同于坐在书房里做学问的学者,西蒙更多地重视一些实证研究。他曾经在俄罗斯负责过一家经济研究所,并与多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向他们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在发达国家,他也曾担任多个公共机构的智囊团顾问,其中包括美国证监会。为此,拉托称赞其为“战略思想家”。
在出任现职之前,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之前,他还在哈佛和杜克大学担任教职。从学者到国际机构官员,西蒙的角色转换并不突兀。他告诉记者,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并且乐在其中。
尽管对于IMF这个力促“国际货币合作”,充当着全球经济、金融“哨兵”的组织来说,现在远不是高枕无忧的时候,甚至是一个要面对很多责难和批评的时候。不过他觉得这个时候担任IMF研究主管“很有意义”。他说,现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参与者更为广泛,“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持续增长期”,持续时间可能要超过18世纪末那长达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期。
在畅谈了对当前全球经济热点的看法后,西蒙说现在的经济研究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很多非经济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比如气候变化,突发疫病等等。
他说,甚至沟通问题,都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反全球化浪潮一波高于一波,实际上是“沟通不够”。
他谈起了他的家乡,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小镇。在其祖父时代,该小镇以生产某种特别的钢材闻名,但是随着产业的转移,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该地区的很多人失业。“这是局部的问题,但是从英国整体看,英国经济的发展从全球化中收益匪浅。”他说。
谈及全球经济未来发展趋势,他说毫无疑问,新兴市场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只有保证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才能确保全球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全球化必不可少,贸易保护主义是非常短视和危险的。
■人物语录
◎“让中国偏远落后地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是指把当地的年轻人送到上海、北京等地打工,而是要在当地加强基础建设,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的确,‘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的比喻要改写了。全球其他地区广泛的经济增长,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要小于以前。”
◎“美国等国越来越多利用玉米来制造新能源,造成玉米价格及其替代品价格上涨。”
◎“中国经济增长对一些贫困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正面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1945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1947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总部设在华盛顿,现有成员185个。
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等。
中国是该组织创始国之一。1980年4月17日,该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1991年,该组织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
■人物简介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管。现年44岁,拥有美国和英国双重国籍。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麻省理工获得博士学位。
之前,他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他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在过去20年间,除了授业解惑,他还身体力行地在多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危机防范、纾解和经济发展研究。政策制定者如何控制经济风险,最大程度降低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影响是他主要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