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 风
“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安·兰德，一个坚定地为商人辩护的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对商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哲学，在古希腊人那里，就是“爱智慧”。商人当然需要智慧，尤其需要对于自己、对于市场、对于社会的智慧。兰德的看法是：只有借助哲学，商人才能够拨开文人知识分子所散布观念迷雾，正确地认识到并承担其自己的天职。
在兰德看来，西方，甚至在商业气氛最浓厚的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商业、反商人、反自由市场、反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念和文化气氛。众所周知，大学教授，除了少数例外，几乎都是自由市场的怀疑者和反对者。笔者也曾经编译过那些支持自由市场的学者思考此一现象的文章（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两书）。
仅仅指出文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是不够的。兰德更进一步指出，在这样的精神气氛中，商人自己甚至也认同了这些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认知。大约正是鉴于这种局面，兰德提出了她的一整套哲学体系，这套以伦理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旨在论证，商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是合乎美德的，且在现代社会，商人具有最高美德。相反，知识分子、政客才是寄生虫。
此处所谓的“商人”，毋宁是说“企业家”，或者说是“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米塞斯、熊彼特到当代的Israel Kirzner，还有现执教于台湾逢甲大学的余赴礼教授等，对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作过全面讨论。他们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市场的驱动力量，是社会财富创造过程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看，兰德的伦理学是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为基础的，尽管这更多只是得自她那伟大的直觉，就像她的伦理学也更多地得自她的直觉一样。
兰德的很多著述，都在思考这些承担责任的巨人不被理解的症结。既然企业家是罗马神话中以自己的肩膀支撑天穹的巨人（Atlas），是“伟大的解救者”，那整个社会就应当尊敬他们，甚至应当感激他们。社会当然并未如此。在兰德笔下，这些巨人不被世人理解。怎么办？兰德的哲学告诉这些巨人，他们必须忍受世人的愚蠢和无知。他们必须孤独地面对自己的责任，因为，力量越大，责任越大。最低限度上，企业家自己必得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因此，商人需要哲学，需要自己的哲学。
接下来，就是用你的哲学去战胜那些尽管很流行但却错误的哲学，然后，就像兰德最重要的阐释者伦纳德·佩柯夫所说的，理性地捍卫你自己的权利：“如果政府推行一种试行方案，以便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用或控制所有超过1000万美元的工业财产，你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去抵抗。你可能坚持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按期私有财产权和个人权利的原则———并拒绝妥协，你可能为了权利而坚决斗争到底……可选择的另一种做法就是妥协，”而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你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
兰德的企业家伦理学确实是一种精英的哲学：它赞美企业家，也因此，它要求企业家必须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并且坚守原则，“在采取行动时要正直，而不是自觉有罪和胆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他们就不配赞美。
其实，在市场制度相当稳固的社会，商人所要坚持的原则，其实并没有多大风险，也许通过哲学的教导，就会承担起自己的伦理责任。但在市场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社会，商人的伦理责任就重大得多。因为，他们需要建立这样的制度，而这个过程中个人坚持原则，要冒非常大的风险。
可以设想，大多数企业家恐怕会怯于接受这种伦理学。毕竟，如果普通人连自由都要逃避，那企业家当然也愿意逃避原则和伦理责任。商人们似乎更愿意与权力调情，做管制的同谋。而主流经济学家告诉这些商人，这种逃避是理性的。主流经济学家教导企业家，碰到政府的管制，用金钱去贿买，不仅可以实现自己收益最大化，甚至也算是社会进步呢。至于原则，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辞典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词。他们的辞典里只有两个字：利益。
兰德一定会认为，如此仅以利益为追求目标的商人，完全忘记了个人的伦理责任，根本算不上一个自私的人，也不具备理性，因为他没有认识清楚自己的正确利益何在。这也正是中国的商人需要阅读兰德的哲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