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健全的大背景下，无论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房价上涨问题，还是目前的猪肉、粮油价格上涨问题，都直接表现为严重的民生问题。我们有太多的低收入者，如果这些价格太高，许多人就会马上陷入困境。这是各级政府不得不下大力气干预市场价格的直接原因。

　　但这样做往往会陷入一个悖论。就是我们一直倡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又惧怕价格的波动。

　　就目前部分食品的涨价而言，很难演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在目前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多数老百姓仍不敢多花钱，内需不足仍将是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对于富人来说，增加的钱很难会花在猪肉这样的消费品上。也就是说，这些局部的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局部生产领域供给所引起的。如果政府直接控制这些领域的价格，这些局部领域的供给能力就很难恢复。从长期看，只会增加这些领域的短缺，从而加剧本已严重的供求矛盾，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最好的办法是政府要兜底，增加最低生活保障开支，确保穷人能够生活。让市场自动解决供求不平衡的问题。

　　真实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大家就难以承担市场经济运行的风险，大家玩不起市场经济的“游戏”。价格降一点怕通缩，要刺激消费；价格升一点怕通胀，需要抑制消费。通缩了不好，是因为将使许多人失业，通胀了不好，将降低许多人的生活水平。

　　没有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宏观调控往往会成为一种高难度又令人费解的操作。经济领域出现一点问题的苗头往往就会牵动到最高层，各级政府纷纷出手来应对。主要原因在于民生问题缺乏一个制度化的解决途径，在民生问题面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要靠后站了。

　　有人说，中国的穷人太多，富人太少，所以不具备条件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事实上恰恰相反，如果富人变多了，多数人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了，福利制度的意义就不大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大幅度削减福利的一个特定背景是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的多数。按照国内一些学者的逻辑，他们比过去更有能力承担社会福利。为什么他们在相对比较穷的时候开始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关键问题是那时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更大，能力不足也要建。一个国家只有保持了安定和谐，才能谋取更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富人多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从长期看很难说是丧失了效率。

　　建立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不仅是为了穷人，也是为了富人。就以房价上涨这个事情看，穷人和富人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差异。富人希望多建好房子、大房子。其实他们的本意并非是故意让穷人住不起房子，多数是为了资产的保值增值。穷人希望开发商多建适用房，希望自己能够购买得起房子。对开发商来说，有什么需求就盖什么样的房子。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但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都成了问题。这里隐含的一个逻辑是，满足了穷人的基本保障之后，富人才能够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作为政府，要想更多地尊重市场行为，取决于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

　　没有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会很困难。比如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迫切需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需要征收资源税等。这些领域改革的结果多数会造成涨价，而涨价又是我们目前所难以承受的。换句话说，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开始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前提。目前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这一点上。

　　看到猪肉价格上涨一些就感到问题很严重，怕的是普通消费品成为压跨穷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看病、上学这些负担比这些一般的生活用品高了不知道多少倍。现在还不能因这些小事，而忘了更为重要的事情。

　　作为宏观调控，也不可能看得更为长远。宏观调控犹如司机开车，最重要的是看好眼前的路，保证眼前不出问题。但在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既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制度，又缺乏一个福利制度。尤其是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福利制度显得更为重要，甚至是通向完善市场制度的先决条件。

　　没有一个福利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种种做法都很难取得推行改革所必要的社会共识。经济学是理性的象征，经济学家都希望能够找到最有效率的制度来增加社会福利，从理论上讲，市场制度是最为理想的制度。但也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制度更体现为一种社会共识。以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显然不是批判福利制度有养懒汉等缺点的时候，而是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它。

　　伴随着经济转轨的实际进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也正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和重构。尤其是目前，我国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全社会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已构成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巨大压力。在近些年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建立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福利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如果能够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许多政策选择的空间都会增大不少。尤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下一步，要把城乡、区域、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实施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有效地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