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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汪丁丁教授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曾多次聆听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三位教授的对谈，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总是让人振奋。现在看着这多次谈话辑集成书，重温一遍，很多谈话情景就仿佛在眼前。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
汪丁丁倡导“跨学科”研究，在浙江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本《经济学3人谈》的一大主题正是“跨学科”。三位学者的知识和兴趣都极广，大略地概括，叶航偏向科学技术，罗卫东偏向历史思想，汪丁丁则对人文与科学都有强烈的兴趣。但是，三位都出身于经济学，也一直坚持不懈地做着经济学研究。从三位谈话的倾向看，显然已经不是新古典经济学，而是更新颖的演化博弈论或者“神经元经济学“。对跨学科的倡导者而言，这种趋同的倾向是值得警惕的。
经济学内部有一个不好听的词：“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有些人批评诺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方法，他把新古典经济学工具套用到犯罪、家庭、婚姻、教育、上瘾行为、时间分配等诸多领域。贝克尔也被聘为社会学教授，但很难把他称作是“跨学科研究学者”，他的研究领域确实跨越很多学科，可是研究方法和手段却完全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半步都没有跨出去。
所以，若单纯看三位学者的讨论涉及哪些学科或者哪些工具，意义并不大。当然，讨论中确实涉及到经济学、演化理论、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思想史、认知科学以及古人类学等，让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同样可以批评三位学者的诸多盲区，研究中国本土性质的社会科学时，完全没有涉及电影、建筑、历史、文学、美术、音乐或者广义上的文化研究，无疑也就漏掉很多至关重要的思想。
其实涉及学科多少，跨度范围，对界定“跨学科”研究并无多大意义。如果作者或者对话者缺乏方法论上的自我反思，那么对话就不可能是“跨学科”的，充其量“帝国主义”而已。
汪丁丁教授思考过跨学科中心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个人理性的本质与中国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实践。前者由认知科学扩展到博弈论，给经济学奠定一个符合逻辑的微观基础；后者以制度经济学和它所蕴含的文化、社会理论为基础，对中国乃至世界给出一个符合历史经验的宏观描述。前者精细到极致，后者广大到无穷，中间再掺以政治经济学、伦理学等进行人文思想和道德实践的补充，从而构成一整套认识世界的框架。
经济学在这套框架里起着支柱的作用，其他学科只是补充。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怀疑这套框架的“跨学科性”。理性支撑的认识框架只是现代性的产物之一，很多被认为有“碎片化倾向”的学科范式就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框架。
真正的跨学科研究
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可能，这是一个问题。那至少是一件很可怕、很激烈的事情。康德在《系科之争》中已经表明，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层次的高下，各自要为了这种结构展开殊死的拼搏，现代学科之间的关系不是互补，而是斗争。目前颇有些学者打着跨学科研究的旗帜，只是移用别人一些结论，或者一个基本模型框架，甚至只是撷取只言片语，完全不顾其他系统的基础和前提假设，这种研究只是“帝国主义”式的研究，也是“叶公好龙”式的研究。
有人爱引柏拉图，却不愿学希腊文；有人竭力倡导儒学，却不愿读四书五经；中国学术界或者思想界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卢曼说，每一门学科都是一整套自我封闭的子系统，互动作用起来，才构成一个大系统。我们在跨学科地引用一个学者思想或者利用一种学术思想时，手里要提起来的是这个学科整个的学术传统，分量极沉重，非大师不能为。
正如三位教授对话中所暗示的那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很多缺陷，步入很多误区。发展的道路不能只是向前看。一方面要向旁边看，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要向后看，重新认识古典经济学中被人忽视的价值。可是要“跨学科”地研究古典经济学，就不能完全采用现代分工细化的办法来做，否则穷尽一生也未必能把斯密钻研透彻。要知道，斯密也不是用我们现代学术方法来治其学问的。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不及探究斯密思想细节，无力全面细勘文本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来阅读斯密？
不同的解读方法产生了许多学术流派。有些人认为，我们就应该精读极少数经典，对这些大师的智慧给予最大程度的信任。我们应有自信，对这些文本进行足够深入的挖掘，可以得到对世界近乎整全的认识框架。可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经典依附于时代。我们在阅读经典时，必须重视它的背景，作者的生平背景、学术经历、交游往来等等。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而不是作者。
无论哪种解读，都必然牵扯出极大的阅读量。当我们介入一个新领域，谈论一个新思想时，要么对这种思想的内涵本身有极深刻研究，要么对这一领域的内部结构和边界有最全面的把握，这两种“跨学科”研究的路径都对研究者构成重大考验。
几位教授倡导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在书里已经讨论得很透彻，既不想取消学科分工，也不想用某些学科压倒其他学科，只是为了探求包容性更好、解释力更强的学术范式。事实上，很多种学术思想都在不同维度上做着努力，但是它们往往互相冲突。
如果单从这本书的多处结论来看，我不认为三位学者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演化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思想史，再加上神经元经济学，每一种理论都不足以全面解释当下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显示，而三位学者也没有做到把它们有机地糅合起来，变成全套逻辑一致的新产品。但是从古希腊对话体的意义来看，我对三位学者的努力充满敬意。我们大可不必从书里寻求什么跨学科研究的答案，对话的意义，必定就在对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