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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期的大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了库兹尼茨的假设，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所谓的在一国经济快速增长时，内部收入差距都会很快扩大，但在到达某个高度时，尤其是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差距就会朝着缩小方面发展的“库兹尼茨曲线” 可能就是个伪命题。虽然富人和穷人都在经济增长的盛宴中得到了不同的改善，但结果却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前段时间在网上遇到一位许久不见的铁杆校友，他问起我在日本留学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是日本人的国民素质呢，还是他们高精尖的技术能力呢？
我不无感慨地告诉好友，最大收获还不在于此，而是日本国民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这使得整个社会能在平稳的社会结构中稳步发展。这些高社会福利不仅仅限于普遍的高工资和完善的医疗保障，还体现在政府对教育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投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基本上已无文盲，如今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也已快接近100％；走到哪里都是干净的街头；便利、有序的交通网络；良好的城市排水系统……所有这些，都让我开始从以前纯粹的经济学理性追求转向到对一个真实世界的洞见和执着。
我是伴随着计划体制国家的转型脚步成长起来的，接受最多的经济学教育是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这被经济学家广泛地称为“亚当·斯密命题”，正是亚当·斯密对经济增长的执着追求，再配上在经济理性人基础上的“看不见的手”机制，使得英国这个岛国一度成了能独步五大洋、七大洲的“日不落”帝国。或许因为此，吸引了之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把他们的毕生精力都放在如何增加一国的经济财富，而忽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潜在的各种冲突威胁。
新锐制度经济学家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els）在他最新的颠覆性著作《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2004）开篇就抱怨：“现代经济学是如何解释国民财富和贫困（社会不平等）的呢？如果两者是同等重要的，那么经济学怎么办呢？”。言外之意，溢于言表。主流经济学教育还从来都没有把社会贫困、不平等问题与经济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他们总是喜欢把社会的不平等以及贫困问题当成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内生性结果，相信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也可以内生地解决。在这一信念下，我们根本不需要关注收入分配不均下的贫富差距问题，那只是暂时性的社会现象而已，它会随着今后的经济增长而消化掉。
但现实却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正成为这个世界不能承受之重的顽疾。不少经济学家为此辩解说，通过高速的经济增长积累之后，发达国家培育出了大量的中产阶级，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得原来的穷人生活在GDP的经济增长蛋糕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这又忽视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那些穷国越来越穷。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安排，使发达国家可以从欠发达国家的人民手中转移出更多经济利益，从而解决富国悬殊的贫富差距问题，但穷国的穷人却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这些穷国在世界体系中已经丧失了社会再生产发展的基本能力，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和赶超能力。
像中国这样依靠大量劳动力优势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已经拥有了再生产的维持能力，但要论创新能力则还为时尚远。当然，这并不是勤劳的中国人所惹的祸，更多的还是因为如今等级森严的世界分配体系所决定的。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就认为，中国人勤劳并不富有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良好的社会制度，但这似乎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现代中国人勤劳并不富裕的特征可能还不仅仅来自于内在的制度安排，更多的可能还是外在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在如今既有利益的世界格局中，那些处于上位的国家不会允许我们有太多的主动选择余地。我们必须在不触动这一等级体系的利益前提下，那么维持再生产发展的策略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大最小值策略。如果遵循这一游戏规则，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产生富裕的人均财富水平。
鲍尔斯教授的上述这番抱怨，也体现了经济增长过程的另一个重要悖论：经济增长是否必须以社会不平等为代价呢？所谓的在一国经济快速增长时，内部收入差距都会很快扩大，但在到达某个高度时，尤其是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差距就会朝着缩小方面发展的“库兹尼茨曲线”是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呢？有意思的是，早期的大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了库兹尼茨的这一假设，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转换。戴宁格和斯夸尔（Deininger and Squire，1996）、卜圭农和莫里松（Bourguignon and Morrison，2002）在完善世界收入分配数据库基础上做了更加全面的实证研究，发现“库兹尼茨倒U型曲线”可能就是个伪命题。虽然富人和穷人都在经济增长的盛宴中得到了不同的改善，但结果却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这一结论严重地打击了那些自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冲击了当初信奉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国内经济学家们。当然，这也包括像我这样的长期受这些教育影响的年轻经济学人。
最近，有几项非常有名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拓展了上述这些观点。肖克洛夫、恩格尔曼等人、阿西莫格鲁研究小组深入考察了殖民地国家在过去600年的经济增长经历；霍夫和斯蒂格利茨对俄罗斯等转型国家作了侧面分析。他们的研究结论惊人地集中到一点：那些没有太多自然资源的低度不平等国家要比那些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更好的经济增长潜能。尽管这些高度集中的殖民地国家在战后大多已取得独立，走入民主的发展道路，但控制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社会精英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们仍然通过高度集中的社会制度安排来巩固其政治权力和矿产开采特权，并设置各种制度障碍来控制整个社会财富以及各种投资和创新机会。这也就是说，没有合宜的收入分配结构，无法长期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尽管这些文献在国内的时候早就已经读过了，但日本的经历大大拓展了我对一国经济发展标准的看法。脱离了收入分配和社会现实结构来看GDP总量，以此来判断一国经济的强弱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实在是非常幼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