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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做事》一文读后
⊙西南民族大学 肖雪慧
茅于轼先生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见7月30日《上海证券报》B6版）动静很大，几乎成了这段时间的热点话题，占据了不少媒体资源。标题赫然夺目，“为穷人”、“为富人”之说让人恍若隔世，把说话与做事截然分开，令人困惑和好奇。拜读过后，又添愕然。因为文章从头到尾都在下断语、作结论，却几乎不给出任何证据，连讲讲理的功夫都懒得做。这种轻率态度，几年前偶然读到茅先生谈及教育收费的文章时见识过。尽管有这些观感，但无意说什么。然而，茅于轼文章引发的争执中，不少人绕过对文章内容和社会现实的讨论，却拿茅先生的善行来堵批评者的口，还有些人对批评者作无端揣度和攻击，而且这类不负责任的言论还出现在一些报纸上。这倒激起了也来谈谈茅于轼文章的念头。
下面就围绕“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这一开篇断言和接踵而来的断语或结论来说吧。
一、茅于轼笔下“为穷人说话”的专业户
茅先生的文章题目和开篇断言隐含了一个奇怪设定：说话、做事不依据是非判断，而依据对方是穷人身份还是富人身份。在他笔下，我们这个社会有一大批“为穷人说话”的专业户。据说：“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因为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人考虑到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大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说话前就先把是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赞同”、能不能获得于己有利的“社会影响和舆论评价”、具不具有可以确保说错话也没事的“立场保险性”等等都算计过了，“为穷人说话的人”岂不成了一帮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家伙？笑蜀在《“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中指责批评茅于轼的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猜度别人，裁决别人”，用在这里倒不算太离谱。请看几个基本事实。
第一，近一二十年的社会现实是什么？是制度性不公将底层民众推到越来越困顿的境地。这个阶层无论人身安全、人格尊严还是少得可怜的财产所遭受的侵犯，比任何其他阶层都来得多、来得频繁和肆无忌惮。承受野蛮拆迁、低价征地的主体是他们；被城管掀摊、折秤、追赶打骂、没收家什的也是他们；干了活，不一定拿得到工资；想创业，迈不过高耸的“钱”门槛；要自救，围追堵截弄得一个个如惊弓之鸟。对这个庞大群体来说，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权益的渠道几乎是关闭的，遭遇侵犯和打击后，不是忍气吞声，就是选择以自我毁灭为代价的方式抗争。
这是面临着最严峻生存困境的群体。既然如此，谈论得多一些，或者如茅于轼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都再自然不过。
第二，来自底层的或者为底层说话的人的声音是不是太多、太高以至盖过了其他群体？特别是盖过了富人群体以至对其构成威胁了？实际情况恐怕相反。社会底层在我国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近年来充其量可以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发出声音，但决策层多半是不理睬的，除非闹出黑窑之类事件而且已经由电视或平面媒体披露出来封不住了，才会作有限回应；学界为底层呼吁的声音也主要在民间，而且很不受权势待见。可是富豪的声音在庙堂，起码，可以直达庙堂。近二十多年间，先富了，随之便迅速取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头衔———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时不时揭出的黑社会大佬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身份；时不时会有代表以个人名义或多人连署方式提出诸如“公务宴请用当地酒”之类自利性兼腐败性议案。学界一批靠近权力的人对这个群体也是情有独钟。这种情势下，官商学结盟发声乃是常态。
所以，不在发声人数多少，而在于能否出现在决策场合，能否有影响甚至支配、左右政策的能量，或者驱动公权机构为己效命的能量。银座商场可以借口企业形象受损而报警，警方可以据此抓人。一般人有这能量？不信就做个试验：雇员受雇主侮辱———这种事，屡见不鲜了———报警试试，能出警吗？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为穷人说话的人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少”便毫无意义。何况，这一“多”一“少”之说本身就带想当然成分。而把说话与做事分开，更没道理。很多情况下，说话难道不就是做事？
第三，为底层“说话”真的具有立场的保险性？
撇开网络中一些情绪化发泄而单就学界来说，首先，我认为，学者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不应抱以穷富划线的门户之见，负责任的态度是认理而不是认身份。假如现实中果真像茅先生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人多”，我相信大多也是基于这个群体生存状况过于糟糕的事实———忽视这个事实，整个社会都将付出代价。而不少为底层呼吁的人，在富者遭受无妄之灾时，同样抱以了同情和道义的支持。
至于为底层说话是不是保险，结论也得根据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判断，不能信口开河。尽管宪法上工农有崇高地位，宣传中也常常把他们的地位抬得很高，但纸上写的、口头宣传不等于就是实际奉行的。橱窗里摆的样品跟实际卖的货品不相同，我们见得少吗？当下现实，一是官商勾结成了常态，权钱之间有着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相应的，是公权疏离于社会大众、特别是社会底层。政府的GDP冲动也在强化这种趋势，所以劳资关系上几乎习惯性地一屁股坐在资方，像以保护投资环境的名义压制工人权益，对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陌生。二是政府极爱面子，又很不正常地具有了利益主体的自利性质。揭露底层处境，使政府脸面无光；呼吁改变对底层的歧视、遏止对这个庞大群体的盘剥和侵犯，将直接影响相关部门的利益。
这种现实面前，为富人说话保险还是为失地农民、为被欺侮的民工说话保险？如果尊重事实，应该不难得出结论。拿揭露黑窑事件的辛女士和记者付振中来说，不遭报复就万幸了。
二、茅于轼笔下的“穷人”、“富人”
茅先生在提出开篇断言“现在……替富人说话的很少”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侵犯、被剥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欺侮穷人的是“个别老板”……
“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便由这一连串断语在支撑。然而这些断语的真实性很成问题，流露的偏见更令人吃惊。
所谓“穷了几千年，原因之一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侵犯、被剥夺”，前一说毫无根据，后一说只跟改革开放前那不足三十年的情况大致相符，却并不能得到此前历史和此后现况的支持。但令人惊讶的是接下来斩钉截铁的一说：“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一个学者，对自己下的断言有举证的义务，但是茅先生没有尽这种义务。那么，存不存在他说的“打倒和再次剥夺富人”的情况呢？据我所知，这些年，对富人群体中不佳表现的批评是有的，私产入宪争论中追究财产来源正当性的主张也是有的，但这些都在正常批评和讨论的范围之内。迄今为止，还没听说哪个思维正常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视富为仇，主张打倒和再次剥夺富人。倒是几乎所有人都怀有一个致富的希望，许多针对青少年的问卷调查还显示，把一些世界顶级富豪视为人生楷模的占了很高比例。这再正常不过的追求本身就证明“仇富”说是可疑的。而普遍存在的嫌贫爱富、以衣着取人、对富有者高看几分的势利心态———我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哪个时期在这方面更甚于当今了———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茅先生用似是而非的“仇富”挑起了一场无谓的争论。而他冲着“打倒、剥夺富人”叫阵，也由于对象的虚幻性，使得这场“战斗”有点像堂吉诃德跟风车作战。
但在挑起无谓争论时反复表达的一些看法却值得注意。
“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这不容分说的反问流露出茅先生心目中抱着固定不变的穷富界限，而“富人”代表着积极和贡献，“穷人”则是一个代表着消极、被动的符号，作为群体，是需要仰赖富人给出路的被动一群。
这不是我曲解，也不是茅先生词不达意引起的误会。因为他多处言及富人贡献时便已经对此做了明白无误的诠释。比如，断定改革以来财富增加十倍“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同样的意思，7月4日接受新财经记者访谈时表达得更明确：“企业首先瞄准的是利润，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来获取利润。有了利润、赚了钱，就为国家纳税、解决就业。现在城市很多白领都挣到5000多元了，连农民工的工资也1000多元了……所以，我认为赚钱就是关心群众。”“我也听到有一种说法，企业家没有创造财富，所有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我认为这不对，实际上财富是企业家创造的。”
把赚钱贴上“关心群众”的道德标签，不过有点滑稽罢了，可说“白领都挣到5000多元了，连农民工工资也1000多元了”，就好像这也是拜企业家或者说拜富人所赐似的（茅先生把“企业家”跟“富人”混为一谈，后面将谈到）。而作为经济学家，说财富增加主要是企业家之功，甚至干脆说“实际上财富是企业家创造的”，似乎从事科技开发的、还有那些连低廉薪金都常常需要“恶意”讨要的民工与财富增长无关。此说违背常识的程度，不亚于他反对的“所有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因为，要实现财富的创造和增加，科技的研究和引进、劳动力、资本、资源、市场，以及对诸要素的组合，任何环节都不可少。中国不能例外。不过，中国有一点却相当特殊：中国经济最大的竞争优势不在科技创新，也不在组织生产要素的能力，而在低工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工人的工资远没有真实反映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意味着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最大牺牲。在这一事实之下，无论茅先生于下意识间流露的穷人靠富人提供机会和出路还是在接受新财经访谈时下的另一结论———“中国绝大多数财富是公平分配的”，都太离谱。
至于口口声声富人纳税，给穷人提供就业，暴露了把穷富界限固定化的思维定势。然而，一个正常社会，人们的经济地位并非固定不变的。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富人，很多就是穷人上升而来的，他们抓住了机会，艰苦创业，所以富裕了。富人投资或经营失败，也可能返贫。但只要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就都有机会。倒是现在近乎病态的各种管制和官学商勾结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堵塞了上升通道，不仅造成贫穷世袭的趋向，还限制了中等收入者的发展空间。经济学家应该在改变这种现状、恢复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渠道上有所作为，而不是固执于无谓的穷富之争。
现在该谈谈“企业家”和“富人”了。茅先生行文中，这两个概念不断互换，混为一谈。不知道他说的企业家包不包括中小企业主。这部分人对解决我国就业作了最大贡献，却很难说可以跻身富人之列。在税费压力、大企业挤压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下，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三年。我最近调查的一个小企业，苦苦支撑了11年，被工商管理者视为“奇迹”。但占利润33%的企业所得税、毛利17%的增值税、按工资总额2%征收的工会经费、按人头征收的残疾人保障金，还有房产税和从8月份起呈若干倍上涨的土地使用税以及明文规定之外的种种收费，企业主辛苦经营下来，充其量只能维持中等收入。作为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果一定要为谁说话，为中小企业主说话不更有现实意义？这个群体不一定富裕，但对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不亚于大企业。
三、余论
任何人的认识都有局限。学者并不能例外，但学者之为学者，起码应该知道自己有局限。如果要就什么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应该尽可能拓宽视野，而不要把自己目光所及的当成事情的全部。茅先生话说得太满，缺了些必要的理性谦卑和谨慎，就“替富人说话”这篇文章来说，充斥着跟事实相悖的断言和偏见流露，引起批评是很自然的，而批评者的意见引起反驳同样很自然。但无论批评还是反批评，都不应离开论域，更不应该进行人身攻击。茅先生有值得敬佩的善行，但并不能成为其见解免受批评的理由。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其言论的后果完全可能远远超过所行善事的影响。比方说，鼓吹所谓“教育产业化”，这在我国实施起来再变形为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既加剧了教育腐败，更导致对底层的严重排斥和伤害。这就不是个人善事所能补偿的了。言及于此，顺便提一下，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仍然认为教育高收费是应该的，称“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此说的阴谋论气息和诛心之论可以不必理会，但不能不理会现实———难道高昂的学费使得穷人子弟上大学的越来越少反倒不是“让穷人上当受骗”？！
这一波争论，暴露的问题不少。文章引起批评，首先应该从文章内容出发问个为什么，但却绕开，去讨论批评动机；好些议论因人而异持双重标准：茅先生文章中出现不少无根据的揣度和裁决，但辩护者视而不见，却盯牢了批评者的“恶意”。
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批评，自然要涉及底层状况，但有人又绕开现实，仍然把焦点集中在批评者身上，指人家想充当穷人代言人，有政治野心，教训“穷人不能因为自己穷就穷凶极恶”———这可是错把他乡认故乡！当下中国，实现政治野心的捷径是接近权力、为权势辩护还是令权势不自在？当下中国，穷人敢穷凶极恶？他们能顷刻之间招来几百名手持武器的打手对付讨薪者？
这种情况下，还能正常讨论吗？
（写于200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