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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fortress）从来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内部人与外部人互不沟通，它需要有个准则和机制来区别内部人与外部人。城镇（town）则是个开放的社会，人们可以基于这座城镇的吸引力，选择进入或离开。充满活力的城镇具有强大吸引力，而要塞则不同。”
这段话是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里查德·瓦格纳在评价奥地利学派米赛斯(Mises)研究院时所说的。后来，这句话又被奥地利学派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在比较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时所引用，认为前者的风格是一座“城镇”，开放而有吸引力，因而目前占据主流经济学的显赫地位，影响力非凡；后者则是一座“要塞”，隔绝而又封闭，故而其影响力不及芝加哥学派，但有自己的原则。
这个比喻的确很精彩。想想在境内外所见到的，以及文献中所描述的那一个个要塞，不是大多处于“一夫守关，万夫莫开”的山巅或山口要害之地，或者堡垒高耸，或者城墙绵延吗？而那一座座没有围墙的现代城镇，则是人来人往的集散地。但我今天引用瓦氏的这段话，是由此想到了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经济生活：恐怕“城镇”与“要塞”都是我们所离不开的。
先说这“城镇”吧。当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主动将思想、政策、地域上的“要塞”打开后，看到了“塞外”风景的炫目多彩，尝到了飘入“塞内”空气的清新爽朗，感受到了打通“要塞”后的天地开阔，不仅不再恐惧“塞外”人走进来，我们也大踏步地走出去，自信心越来越强。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变成了一个有着强大吸引力和充满活力的“城镇”。而且，原来居住在这座“城镇”的主人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地向全人类发出稳健的理性呼声，越来越多地参与制定或改进规则，倡导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回想以往历史，在整个中华大地成为一个“要塞”的时代，我们不但没能独享“要塞”的安全，反而这“要塞”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即使倾全力保护也还是危机四伏。可见，经济越“城镇化”，人们的效用满足就会越大。这恐怕是现今绝大数中国人都不会否认的吧？
但如此一来，是不是就该全盘否定“要塞”的意义，就不分情况而什么“要塞”也不要了呢？不然！瓦格纳教授说得好，真正的“要塞”是要有相应“准则与机制”来加以区别内外的。如不然，没有了理性准则与机制的支撑，市场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转、全球良好秩序的维持以及人类文明进步，也就谈不上了。即便是全都成了“城镇”，如果没有了内外之别，没有了起码的交易秩序，也就不是瓦格纳意义上的“城镇”了。况且，诚如我在本专栏中所一再强调的，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从微观上讲，没有了亚当·斯密所揭示的一个个追求“一已私利”而相互有别的理性个体，就不会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也就不会有高效而公正公平的社会集成效果；从宏观角度看，之所以贸易磨擦不断，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货币战争”不断升温，带有最原始残忍本性的局部战争从未停止过，还不是因为处于“货币文化”时代的人类文明仍有着国家与国民利益之别吗？既然有着“利益之别”，就必然存在着以“准则与机制”支撑的理性“要塞”。所以，只有那些基于一国国民利益或着为一国国民服务的经济学，才可能在全球经学界争得一席之地，因为其根基深厚，目标明确，学术素养丰富而有力。显然，没有人会将那些空洞无物、软绵肤浅而不知所云的说教视为真正经济学的。
因此，没有了“城镇”的“要塞”，将会不堪一击，也就不成其为“要塞”了；没有了必要理性“要塞”的“城镇”，将会是一片无序中的混乱，也难以持续发展。
所以，在过去这些年“推倒要塞”与“建设城镇”的过程中，那种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否定并推倒“要塞”的倾向是值得好好反思与总结的。比如说经济领域，不顾我们的发展阶段及其变化，不顾境内本土资本与人才实力的增强与需求，一味为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税收优惠到没有了底线与原则，对资源的有效持续利用缺乏计划与把关，在尚不成熟的金融领域对外宽松对内严格，有些要害监管部门在用人上一味“贪洋重外”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是罔顾建设“城镇”所必要的理性“准则与机制”的结果。代价是大家都不愿见的：有限土地被低价低效利用，环境破坏严重，资源消耗无度，本土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机会下降，税收制度割裂，内外资本与人才处于不公平竞争之中。
近一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要塞”与“城镇”的问题。在越来越理性也越来越有力的呼声下，我们看到了以“两税合并”为主要内容的税收制度的改革，看到了以“降耗减排”为手段的有关环保与资源的宏观政策，看到了刚刚通过的“反垄断法”对有关外资涉及国家安全内容的重视与相应审查的界定，看到了“金融改革重在对内放松管制”的政策倾向，看到了以重视能力与行业经验———多做事做成事———为核心的人才利用原则的回归。在不断交付学费之后，我们在进一步建设充满活力并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城镇”的过程中，终于开始重视那些有着“准则与机制”支撑的“要塞”的建设与作用了。
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伟大复兴之路上，“城镇”与“要塞”缺一不可。